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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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類似的問題。他們兩人時運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蕭條時期。如果不由當權者負責，又該由誰來對這一災難負責呢？胡佛不象邱吉爾，他沒有吸引人的熱情的性格。因此，他也無法使人們瞭解他是怎樣深切地關心著他們的困境。數十年後，當我瞭解胡佛後，我發現他雖然外表相當生硬，冷若冰霜，但卻是一位靦腆的、敏感的、熱心腸的人。在他任總統期間，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講到失業者的痛苦遭遇時淚水曾奪眶而出。

一個意想不到的運氣曾把邱吉爾抬得很高。現在，幾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勢力又把他攆了下來。一個冗長的、孤獨的、令人心灰意懶的政治上的在野時期又開始了。不景氣的“黑狗”經常登門侵擾。邱吉爾沮喪地寫道：“我被拋棄，遭孤立、拒絕和受人厭惡。”

在這期間，他寫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爾巴勒》和《偉大的同齡人》，同時，他還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許多文學評論家嘲笑邱吉爾的文風過於華麗，甚至言過其實。但是，我認為，除了他戰時的領導能力外，他的書籍就是他的最大遺產。

他所採取的一些立場，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聲。他強烈反對政府讓印度獨立的計劃，為此，他辭去了斯坦利·鮑德溫的影子內閣職務，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權者之間構築起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由於支援國王愛德華八世企圖在與兩次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結婚同時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離開黨的隊伍。他以提醒議會警惕德國迅速地重新武裝的危險來開始他的競選活動。

不管對他在印度問題和國王退位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他關於德國威脅的警告，卻使他成為在一片自欺欺人聲中的真正預言家。邱吉爾的預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為他定期從軍事部門的那些為他們上級的盲目性感到憂慮的文職人員那裡得到內部情報。確切地講，使得邱吉爾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正是這一小部分人，他們的身分現在才為大家所知。沒有他們提供的事實和資料，他可能會立即被當作好戰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會發生改變，否則人們總會為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洩露情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目的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某一項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性。也許有人會提出詰問，那些洩露三十年代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情報的人們受到讚賞，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報界洩露越南戰爭的人們卻受到譴責，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問題是，這兩種情報有本質的不同，對後看來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當《紐約時報》開始公佈五角大樓的檔案時，已經有四萬五千多名美國人戰死在越南，而且每週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為試圖結束戰爭，我們正在進行極為機密的談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樓的檔案以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象洪水般地被洩露出來——破壞了我們的談判，致使戰爭不是縮短，而是延長。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洩露檔案人們的意願。然而，這無疑是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洩露給邱吉爾的訊息是經過選擇的，使他在議會關於政府政策的辯論中能夠陳述問題。向邱吉爾提供訊息的人士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原始情報交給記者去發表。我確信邱吉爾也會認為，在戰時洩露五角大樓檔案是一種叛國行為。

1939年夏天，當納粹摧毀波蘭這一突如其來的悲劇發生時，邱吉爾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張伯倫立刻召回邱吉爾，任命他為海軍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擔任過的職務。“溫斯頓回來了！”這一令人滿意的訊號從倫敦發到了全英國的艦隊。

顯然，信譽掃地的張伯倫已不可能繼續長期佔據首相位置。但是，無論張伯倫還是國王都不希望邱吉爾來取代他。他們更喜歡哈利法克斯勳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當首相不能由上院產生的決定被勉強透過後，六十五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才最後出任這一職務。他寫道：“大約早晨三點鐘正當我要去睡覺時，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我終於贏得對全國發號施令的權力。我彷彿覺得和命運女神在一起散步，並且覺得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正是為這一時刻和這次考驗作準備的。”

如果人們設想邱吉爾當時不當首相，繼續留任海軍大臣去指揮海戰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話，這倒能夠使人們找到一種客廳遊戲的樂趣。但是，我知道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會花費許多時間去思考它。為考慮生活中的“倘使……將會怎樣？”就會寸步難行。

在美國，如果1952年是羅伯特·塔夫脫而不是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