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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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一瓶喬治亞葡萄酒和幾隻酒杯。貝利亞當時客氣至極。 “伊萬·米哈伊洛維奇，”他對嫌疑人說道，“看看您都往自己身上攬了些什麼呀？您怎麼會是特務呢？這真是胡說八道……” 馬伊斯基對當時已經發生的變化一無所知。他認定，這是斯大林總管的又一個狡猾的圈套。他想，如果說自己不是特務的話，一定會捱打的。 “不，拉夫列基·巴甫洛維奇，我是特務，英國人召募了我，這是真的……” “您別說這些傻話了，伊萬·米哈伊洛維奇，您根本不是什麼特務。這是他們在誣陷。我們現在已經弄清楚了。挑撥離間者會得到懲罰。而您現在可以直接回家了。” 馬伊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或者他在考驗人，並且馬上就會開始嘲笑他？ 一個軍官走進辦公室，將嫌疑人進牢房之前收走的衣服物品放在他的面前。 貝利亞將馬伊斯基讓進臥室換衣服。 “這樣了，”貝利亞向馬伊斯基伸出手來說，“請您寬宏大量，原諒吧，這是個誤會。車下面在等著您……送一送。”他對軍官吩咐了一句。 在斯大林死後和貝利亞被捕之前這段短暫的時間裡，貝利亞將自己打扮成揭發者，指控自己手下人濫用職權，越權，殘酷對待人犯。為了推脫自己，他匆忙逮捕並槍斃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偵查部門的負責人柳明和其他劊子手。 但是，當時，為了捏造“莫洛托夫英國特務案”，馬伊斯基和波莉娜卻是有用的。從馬伊斯基講述的貝利亞主持的審問中，大約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幅情景： 莫洛托夫似乎在其1942年春的倫敦和華盛頓之行期間被英國人召募。當時巴甫洛夫擔任他的翻譯。跟他在一起的還有幾個安全軍官。他們乘坐臨時改裝的蘇制遠端轟炸機先飛抵蘇格蘭北部，然後換乘夜間專列快車從格拉斯哥到達倫敦。為了安全起見，蘇聯代表團的代號為“布朗先生使團”，安東尼·艾登在機場上迎接了他們，也由他陪伴客人抵達英國首都。莫洛托夫與艾登一樣，各有一節高階車廂。車廂裡，除了部長專用的寬敞包間之外，還有翻譯和警衛的單間臥房。深夜，艾登帶著自己的翻譯來到莫洛托夫的車廂。他敲了敲人民委員的門，門開了，他們二人走了進去。 當時，我們國家有一條嚴格規定：任何人，甚至政治局委員，必須在至少有一名，最好是兩名蘇聯“證人”在場方可與外國人進行談判。這種“證人”一般由翻譯充任。但是，當時莫洛托夫卻跟艾登及其翻譯單獨呆了近一個小時。他們談了些什麼？只能是“串通”。這個情況當時即被隨從中的某人記錄了下來。在某個時刻，相應的報告一直放在貝利亞的檔案中。現在，它成為“證據”，即就在當天夜裡艾登召募了莫洛托夫，使後者成為英國軍情局最有價值的諜報員。正是當夜在夜行快車裡進行的那場談話的“機密性質”，可以解釋為何莫洛托夫嚴重違反了斯大林有關不得與外國人單獨相處的嚴格規定。 多年來，莫洛托夫一直是國家的第二號人物，在政府內部享有很高的威望。雖然斯大林早已經不再拿自己周圍人的意見當回事，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須要考慮社會輿論。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雖然有某種意義，但仍然不具備完全的說服力，因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監獄裡。所以，在最後幾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壞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會上，以及在其他更小範圍內，他談到了莫洛托夫的“錯誤”，談他沒有頂住帝國主義勢力的壓力，向西方“投降”等等。與此同時，他逐步將莫洛托夫往後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為了最後的打擊，逮捕和宣佈此前的親密戰友是特務和人民公敵，一切都似乎準備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這次打擊。 在最後的幾年，鰥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別墅裡，在自己人的圈子裡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為斯大林同志乾杯！為波莉娜乾杯！為共產主義乾杯！”當有人問道：“怎麼可以這樣？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難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並且差點害了您本人嗎？”他的回答總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個偉人……”&nbsp&nbsp

《新時代》雜誌（1）

一個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親自批准。 “十二月黨人幽靈”使斯大林恐懼，他擔心上百萬到過西歐的蘇軍官兵們會像十二月黨人一樣發動起義。 斯大林再次開始逮捕、迫害，將國家再次置於殘酷恐怖與極端排外的窒息氛圍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譯和編輯的挑選已經完成，我們開始準備出版《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決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編輯，但我的法文知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