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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辭職不幹。過去兩年間，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實行黃老主義的時期。項城再三電召，我為著老朋友的關係，既來則安，對於做官不做官的問題，更無所謂，既無做官的必要，亦無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書長髮誓不做部長，我才答應擔任交通總長。別人罵我是皖派領袖，我就是皖派領袖好了。”梁士詒以交通為基礎，而實際上則掌握財政大權。當時北京政府雖有財政總長，可是財政大權都集中在總統府內的財政會議。這個財政會議由袁為召集人，而粱則為實際主持人，熊內閣垮臺後，財政權更集中到總統府了，甚至連收支一切多由總統批定。有一天，袁對梁說“財政窘迫若此，交通部總要幫個忙才好。”梁答：“請總統吩咐，要多少才夠？”袁說“每月總須有四五十萬才夠。”梁答：“那麼就是五十萬好了。”從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時如數繳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來做國務卿，因為內閣制破滅後，請出總統的老朋友做國務卿，則總統府秘書長的地位便完全落空，這是打擊梁士詒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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