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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軍以寬大為懷,陳嘉謨和劉玉春都獲釋。劉迴天津貧困無以為生,落拓而死。
吳佩孚在武漢苦戰,望孫傳芳之援如大旱之望雲霓,然而孫傳芳則按兵不動,坐觀成敗。
孫傳芳是王佔元的部將,他在王佔元下面並不得意,他的嶄露頭角完全是吳佩孚所提拔,這是民國10年湘軍援鄂之役,當時孫是敗軍之將,卻為吳所看重。
當民國九、十年間,王佔元在北洋軍人中和吳佩孚不相上下,僅次於曹錕、張作霖兩巨頭。湘軍攻鄂時,王在湖北不堪一擊,乞援於吳,吳雖派蕭耀南來援,卻袖手旁觀,坐待王佔元的垮臺,乘機攫取了湖北。此後吳雖重用孫,孫則認為江山是自己打的,對吳僅有互相利用的關係,無所謂知遇之感。所以當吳獨力抵擋革命軍的攻感時,孫暗自歡喜報了當年蕭耀南按兵不動,坐視王佔元失敗之仇。孫還有一個妄想,在直系中,曹錕倒了,現在吳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後直系便唯“孫”獨尊了。孫傳芳希望吳佩孚和革命軍兩敗俱傷,他便可以漁翁得利,獨霸中原。
吳佩孚做夢也想不到孫傳芳有這種心理,他以為孫是他提攜的,同屬於直系,又同是山東同鄉,不只是這些,退一步來說孫傳芳即使只認是友軍,過去吳也有恩於孫。過去孫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地位,吳認為多少得到吳的支援;當孫傳芳進軍浙江時,夏超和周鳳歧作了內應,這兩人和吳暗中早有聯絡,因吳的關係才推到孫身上;當孫部與奉軍楊宇霆、姜登選作戰時,蘇皖將領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等也和吳早有聯絡,如果不是他們包抄奉軍後路,孫的一點點兵力怎能打奉軍這樣順手。所以在吳認為對孫有恩,孫不致於坐視不救。可是在孫來說卻不是這麼想。
吳自稱討賊聯軍總司令時,孫亦自封五省聯帥,以示和吳鼎足而立。
當孫擊走奉軍,收兵回南京時,竟唱起了“聯省自治”的舊調,這個調子是吳最不喜歡的。從前湖南人唱省憲時,趙恆惕是吳的好友,吳尚耿耿於心;如今吳的同鄉也唱起了,吳悻悻地說:“這簡直是南腔北調。”吳曾派蔣方震到南京,代達吳的意願,吳表示自己主張武力統一,但反對窮兵黷武,不過為了統一不能不使用武力,這所謂的武力是促成統一的工具而不是製造戰爭的工具。他不贊成打廣東,只一人(指馮玉祥)在所必打,同時他反對借外債打中國人。蔣方震到南京把吳的話告訴了孫,孫的答覆不著邊際。
蔣方震是中國軍事學權威,他敬慕吳的風骨,吳尊敬他的學問,兩人惺惺相惜。
吳佩孚和孫傳芳之間的恩怨,各有各的演算法,由於記帳專案不同,因此貌合神離。吳認為儘管孫有孫的打算,自家人終是自家人,斷無相爭相鬥之理,何況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孫總不至於會挖他的牆腳。
可是,孫傳芳則認為吳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於革命軍比自己動手省力。孫之不敢公然叛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孫的部下主張擁吳,如福建督理周蔭人,江西總司令鄧如琢以及夏超、周鳳歧、白寶山、馬玉仁等都是吳的信徒,孫雖高踞五省聯帥寶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吳,這些吳的信徒搗亂有餘,所以孫在事實上儘管不受吳的排程,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順,在電報上還是寫:“玉帥鈞鑒”。
浙江內部不是很穩定的,因為夏超和周鳳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國初年浙江一霸,任誰在浙江督軍任內都不能不遷就他。夏曾屢打密電給吳,訴說孫刻薄寡恩,言外頗有隻要吳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孫之責,吳則一再覆電告誡夏勿妄動。孫和夏既然不和,孫亦有去夏之意,吳亦電孫勸他不要自相殘殺,並保證夏不會反孫。吳的本意出於至誠,怎知卻招惹了孫的反感,加強了孫去夏的決心,這都是吳不懂權詐的緣故。
齊燮元做了吳的討賊聯軍副總司令,也招來孫的疑忌,因為齊燮元是老江蘇督軍,當然不會忘記六朝金粉之地,其實吳根本沒有意思要齊回南京,只是孫有這種擔心而已。孫還有一心病,就是吳和奉張的聯合,孫以擊走奉軍而登上五省聯帥位子,現在吳、張聯合了,孫豈不日趨孤立!
吳、孫之間的舊帳越算越糊塗,因此有靳雲鶚要和孫傳芳合組“新直系”的傳說。當吳軍攻南口不下時,孫每天有電報報告湘中戰況,大有自告奮勇之意。南口攻下後,吳把西北善後交給閻錫山和張宗昌,同時派專人密告孫說:“我由南口調五師南下,湖北除陳嘉謨一師留守後方外,尚有第六師可調。我一路沿湘鄂路應戰,一路派海軍由洞庭湖入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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