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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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釋放外俘。雙方準備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縣、滕縣、嶧縣三縣士紳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原來匪方鑑於以往官方曾有過背盟殺降的事情，民國8年旅長唐天喜以釋放肉票，不究既往為條件，收編一支匪軍，後來匪首17人全部被殺，因此他們深懷戒心。這個補充條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談判成功後，交通總長吳毓麟“義憤填膺”，自告奮勇願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接著山東省長熊炳琦也願“附驥尾”，偕同上山。訊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打電嘉獎吳、熊的忠勇，勸他們提早回到北京。吳景濂、張紹曾、王承斌也有電報勸他們不要“投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棗莊來是看熱鬧的，他每天坐在“花車”上玩雀牌，根本未過問任何事情，只揀了一個好時間打出那個漂亮的電報，當他接到北京“勸阻”的電報後，就“滿載盛譽”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圍撤退，並委孫美瑤為招撫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卻變了卦，孫美瑤當著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並且致函田中玉，自稱建國自治軍總司令，否認官匪所簽訂的和平條件，宣稱必須政府軍完全撤退，並接濟山中糧食後，他召集山中領袖舉行會議，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條件。

孫美瑤的變卦是因為看準了官方還會讓步，認為這筆買賣可以大撈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簽訂的官匪和約。這一來，使北京公使團大為吃驚，接連照會外交部阻止政府軍改撫為剿，還叫北京政府責成曹錕轉令山東當局和平了結，以免傷及外俘。

官匪繼續談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條件，如要求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改編匪軍為兩師，劃滕縣、鄒縣、嶧縣為他們的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百里外，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以及六國提供保證等。

匪方條件越提越苛，官匪談判便無法達成協議，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各方的怨責交集於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談不攏，12年5月21日，山東督軍田中玉到北京述職，堅決主張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主張“剿”，擬派馮玉祥為剿匪督辦。可是這個打算洩漏出去，外交團擔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強烈表示反對，曹錕也大不以為然，力持異議。田中玉乃親赴保定謁曹，密告並非真的剿匪，只是由於匪窟情形很艱苦，外強中乾，政府宣佈剿匪不過是表面的恐嚇，實際則是“明剿暗撫”，恫嚇匪方放棄過苛的條件。

官匪談判破裂後，果然匪方外強中乾，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歐戰時期得過勇士勳章的法國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證回山，派他攜帶新條件下山接洽，限政府軍於22日下午6時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電報叫他回來，他卻置之不理。匪方十分驚訝，外國人竟也不講信用，何況這個外國人還是一個馳名的“勇士”！

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將西俘三名移置山頂洞穴內。原來抱犢崮在地形上像個倒掛葫蘆，山頂上大約有兩英畝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狹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兩旁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樁，攀附而上的必須緊抓木樁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根據當地的傳說，由於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飼養，因此有“抱犢”之名。山頂周圍掘有壕溝，中間築地穴用以收容俘虜，還有三個蓄水池和不計其數的大小缸，用以蓄積雨水。地穴內收容中國俘虜多名，被俘時間有長達三年以上的，他們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樣。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兒童數十名，年齡自五歲至八歲不等，匪方視同廢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為惡劣，一個個都像皮包骨頭的活骷髏。

當這些訊息在報上傳出後，才激起全國朝野的憤怒，一致譴責北京政府對本國肉票的痛苦遭遇視若無睹，卻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國肉票，真是毫無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頂，是用繩索吊上山的，其中63歲的英國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紀最大，他是因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國大陸來“旅行療養”，現在被懸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發作得更厲害，幸而這時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郵，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從山下取得接濟，斯密士的安眠藥可以寄來，所以勉強還可應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頭食物、香菸、水果、報紙、雜誌，匪方都全部轉交西俘。

西俘還有言論和通訊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評論報》首先發表了鮑威爾的“匪窟通訊”，描寫俘囚生活和山中風景，但是有一件事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