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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聯絡北方,所以有所謂孫、段、張三角聯盟的醞釀。
張作霖在直奉戰爭以前,曾派李夢庚到廣東接洽共同出兵討伐直系。皖系也派徐樹錚到桂林,計劃北方奉皖兩系與孫中山的北伐軍三路出兵圍討直系。
11年3月上甸,孫中山派伍朝樞到奉天“報聘”,受到張作霖熱烈地歡迎。奉張表示三角聯盟成立,共同推倒直系,召開南北統一會議,恢復舊國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統,段祺瑞為副總統。原來在2月13日,困居北京城內的段祺瑞,在四個日本人保護下,化裝乘汽車由北京逃出,經過通州時,得到當地奉軍的照料,當天到達了天津。這時是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孫中山任命朱培德為北伐滇軍總司令,谷正倫為黔軍總司令,彭程萬為贛軍總司令,李烈鈞為大本營參謀長,胡漢民為文官長,決定與奉系同時出兵討伐徐世昌、曹錕、吳佩孚。
就在這個時候,廣州發生了一件政治謀殺案,粵軍參謀長鄧鏗被刺。
鄧鏗字仲元,廣東惠陽人,追隨孫中山很久,是孫身邊一位得力的軍事人才。民元廣東光復,鄧任都督府陸軍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參加中華革命黨,由孫中山委為中華革命軍廣東總司令。孫中山在廣州組府時,鄧鏗疏導陳炯明和國民黨之間隔閡不遺餘力。孫中山出師廣西,粵軍許崇智部隨行,鄧鏗一面主持粵軍軍事,策劃彈械餉糈之接濟;同時以留穗臨督陳炯明自任。陳炯明的親信有犯法的,常受鄧鏗的呵斥,陳的左右對鄧鏗積怨甚深。認為鄧鏗是粵軍中的孫中山親信,視如眼中之釘。
孫中山出師時,鄧鏗特撥自轄之一團為孫的警衛團,以鄧的副官長陳可鈺統率。用以保護孫的安全。北伐軍軍餉,就是鄧鏗一力籌措的。
3月中旬,孫中山的代表伍朝樞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從北方到了香港,鄧鏗和謝持由廣州專程赴香港迎迓。這次行蹤除了粵軍總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並無外人知悉。鄧啟程時,陳炯明曾親自送到樓梯,表現得非常客氣,其客氣的程度,簡直是以前所沒有的。
3月21日鄧由港返粵,在廣九鐵路大沙頭車站下車,在車站外突遭暴徒狙擊,連中數彈,彈貫胃部,流血倒地,隨行人員急扶鄧上車,徑馳粵軍總司令部。軍醫趕來施行急救,鄧喘著氣對其左右說:“我知道參謀長地位危險,可是我覺得自己人何必殺自己人?”有人問鄧知不知道兇手為誰?鄧嘆氣說:“我認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殺我”。於是大家追問兇手姓名,鄧則搖頭不答。由於傷勢沉重,乃由總部轉送至韜美醫院診治。鄧鏗自己感到傷重,不可能好轉,不過他很泰然,對家人說:“我的才學不如朱執信,執信已先我而死。身為革命黨人,為國家犧牲,也是值得的。天下不容好人,付之嘆息而已。”
3月23日午前5時,這位孫中山倚重的革命軍人終告不治逝世。死時才38歲,英年有為,不幸死於國事,令人萬分哀痛。
鄧案發生後,政務廳長古應芬懷疑兇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緝,獲知主謀者為陳炯明族弟陳遠生嗾使黃某收買兇手謀刺,曾密報香港政府。
鄧鏗殉難訊息傳至桂林,胡漢民、許崇智、蔣中正均傷悼慟哭,孫中山尤為悲愴,電陳炯明雲“仲元遽以創死,傷哉!平日忠於國事,勇於奮鬥,前途之望,正復無量!壯年遽殞,不止粵中惜此人才也。”廖仲愷致蔣中正函雲:“仲元遽遭慘害,吾黨健者又弱一個,吾儕與仲元相處逾十年,道義之交海內有幾?追懷良友,輒復愴然出涕。渠生前至愛贛園,臨終亦以執信為念。贛園適與執信墓相對,故擬卜葬於此,已電園主協和(李烈鈞)借地矣。”
鄧鏗被刺後五日,3月26日,孫中山在桂林的大本營內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動向,咸認為後方沒有可依靠的支援和接濟,是無法向前推進作戰的。因此是否北伐?必須先問明陳炯明的態度。正如諸葛武侯北伐之前,需先平定南蠻。於是在會議中決定,北伐軍以一部潛師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廣州;另一部潛師先到韶關,再由北江壓迫廣州。
桂林的決定最重要是機密,可是這道密令發出後,北伐軍先遣司令謝文炳(許崇智的旅長)已經進抵全州,接到這道密令後,即轉報陳炯明,陳得到謝文炳的報告,立即採取行動,秘密調回駐紮潯州以上的葉舉、楊坤如等所屬粵軍五十餘營,掃數開回梧州。並令駐廣州的粵軍第一、第二兩師加強戒備。準備用武力阻止北伐軍回穗。同時電詢胡漢民,問孫中山是否班師?胡答以當前情勢欲進不能,只好作歸計。
4月9日,孫中山偕同許崇智、朱培德等離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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