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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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會議後，譚派的主要軍人宋鶴庚（譚軍第一師師長）從湘潭回到長沙，當面痛罵財政廳廳長姜濟寰籌餉不力，又和張輝贊聯合起來，藉口禁菸問題攻擊政務廳廳長馮天柱，因此姜馮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臺。林支宇知道這是對自己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因此於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議會的辭職諮文，掛冠而去，秘密離開了長沙。

林出走後，趙恆惕知道這是譚派先驅林再倒趙的二部曲，維持林的省長，是第一線防守計劃，於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堅，早已取道漢口轉上海，趕之不及。

3月7日湘軍總部舉行軍、政公團聯席會議，討論省長問題，曾名列洪憲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礦務局協理）表示：“湖南臨時省長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趙總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議會推舉趙恆惕兼任臨時省長。

正是這個時候，由四川退抵貴州鎮遠的李烈鈞，把他所屬的滇軍開進麻陽、黔陽、會同三縣，和湘西防軍田鎮藩旅發生衝突。並且在佔領區內包運鴉片。滇軍假道入境及其破壞行為，湖南有進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將會嚴重地影響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鶴庚、謝國光、吳學劍聯合推薦葉開鑫為討伐滇軍的總指揮，又保薦張輝贊代理長沙戒嚴司令。

譚派軍人想在驅逐滇軍的行動中乘機攫奪長沙，趙恆惕自然不會上當。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幾年，趙恆惕在他答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衝突，他說：

“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準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

譚公如不圖利用舊派為政治資本，則新舊衝突可以避免。譚公如先拉攏新派軍官，戰爭亦不致發生。……萁豆相煎，兄弟鬩牆，餘心中之愧恨，實無以言喻，固不獨對譚公一人而已。

譚公記憶力極強，掌故熟悉，對古今名人名、諱、別號均過目不忘。除勤習書法外，別無嗜好。惟於政治極感興趣。餘每謂譚公為極適合之行政長官人才，蓋別無旁驚，專心一志於政治。擔任總統幕僚長，尤為一等腳色，當任廣東大元帥之秘書長，卓著功效，其後遂任國府主席。下筆既敏捷，又長於周旋應對，且精力過人，能同時會客、批公文、聽電話，八方應付，面面俱到。

譚公之性格極圓融沖和，待人親切而周到。餘曾隸蔡（鍔）公，蔡公亦敏達，且勤奮細密；但對人絕不敷衍，作事最重計劃步驟。

譚公之克己功夫，極難能可貴。三十餘歲喪偶後即未續娶，有人介紹續絃，譚公輒笑卻之。任湖南都督時，所著之布鞋，系太夫人手製，其儉樸類此。

譚公待餘甚厚，示能報答於萬一，為終身憾事，亦因譚公信任餘太深，致招人忌。餘對譚公忠心耿耿，即有毀餘於公者，餘意公決不之信，後張子武（其鍠）先生特來告餘，謂譚公頗為人言所動，餘初亦堅謂不致有此，其後徵之其他事實，亦覺可信，始悔當時未能請子武先生赴滬晤迎譚公，是一遺恨。因子武為譚公與餘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達成之也。

餘上譚公書數十通，可以證明餘當時之真意（該項函件為張禮文先生所得，並由張君劍芬持以贈我）。至於譚公賜我之書札應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軍事期間，盡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時恩怨和利害影響友情，可是，事過境遷，當時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誼，已難補效，譚趙的離合悲歡正是一樁很好的例證。

一八二、孫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廣東時，趙恆惕出任了調人，勸陸榮廷宣佈廣西自治，並願勸陳炯明勿攻廣西，主張兩廣因“志同道合”而永息爭端。10年3月13日陳炯明通電贊成趙的意見，並保證“兩廣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陳又以督軍名義（這時西南各省都改督軍為總司令）致電廣西督軍譚浩明，表示願與桂軍“各守邊防，毋相侵犯”。

陳炯明向桂系軍閥表示友好態度時，正是孫中山主張討伐“桂賊”的時候。當孫看到陳炯明那些“友好”電報時，大為光火，氣得摔了一個茶杯，打算不理陳炯明，派遣唐繼堯為“援桂軍總司令”，以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