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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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毛：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

**第二天就反駁說：“由於戰爭，去年前年的農業稅重了一點，於是有一部分朋友說話了。他們要求施仁政，好像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但什麼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錢，就要多收公糧。多收些公糧有人就哇哇地叫，我就不贊成這個意見。抗美援朝是仁政，工業建設又是仁政現在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得太高，其實就是抗美援朝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幹了。抗美援朝要打就要徵糧，就要在農民中做工作，說服農民出點東西，這才是真正代表農民。哇哇叫，實際上是代表美國人。”

當時有些地方官員就對農民說，“不入社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想美國”。這話和**的話多麼相似。

***再次否定中央決議*

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顧**中央歷次會議的決定和決議，把執行逐步發展合作化政策的鄧子恢等人說成“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

副總理兼**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有口難辯，只好違心地做檢討，最後被確定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靠邊站了。

合作化運動開始時，農民還可以根據入社土地和工具的多少參加分紅。但是已經出現壓低生產資料價格等不公平交易。鄧子恢1955年4月在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指出過，大耕畜折價入社，折價偏低，“歸還時間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個別有一百年。名之謂‘借’，實際不還”。

到了後來的所謂“高階社”階段，分紅完全取消了，農民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就這樣充公了。

*土改和鎮反的血腥威攝*

合作化運動使農民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農民為什麼沒有大規模反抗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農民對土改和鎮反運動的血腥鬥爭還記憶猶新。《**》雜誌主編**說：

“蘇聯當年在推行集體化的時候就遭到了比較富裕的農民的強烈的反抗，也造成了官方血腥的鎮壓。那麼在中國呢，我們看到，反而到合作化、集體化，乃至到公社化，進行得都相當平穩。

實際上早在土改中間**就已經顯示出它這種殘酷的手段，所以等到要公社化的時候，那些農民即便是自己不願意，

他也不得不接受。所以這樣就使得中國在合作化方面就幾乎沒有遇到什麼人民的大規模的抵抗。”

**領導人**1956年9月在**八大上做政治報告時也談到土改給農業合作化創造了有利條件。他說：

“廣大的覺悟的農民認為，無論是地主或者富農的剝削行為都是可恥的。這就為後來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大大地縮短了農業合作化所需要的時間。”

在最上層，**在《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中寫道：“在富裕中農的後邊站著地主和富農”，“在合作社的這面站著**”，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基層官員與**遙相呼應，把入社不入社說成是“跟**走”還是“跟蔣介石走”。

*經濟歧視＋政治威脅*

另外，中國各地政府都出臺過優待互助合作，歧視單幹農民的措施。例如，高崗1950年在東北就實行過獎勵互助合作組織、歧視單幹的政策。一些地區規定對單幹戶不貸款、不貸糧、不貸農具，合作社也不賣給東西。各地在統購統銷徵糧方面也對單幹農民進行歧視，給他們多估產量，多定徵購指標等。

在各種高壓之下，中國農民只好順服。一些被**稱為“中農”或者“富裕中農”的勤勞致富的農民，由於擔心“二次土改”被划進剝削階級，甚至是哭著喊著申請入社。

於是，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從1954年的10萬個一下子發展到1955年底的190萬個。到了1956年底，集體化農民達到97。2％，中國宣佈基本上完成了對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整個過程用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