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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話說回來,霍光的想法也是過於理想化了。站在國家百年之計乃至是千年之計的角度來看,或者說站在臣子的角度來說,同樣也是為了國家‘健康’發展考慮,霍光這個想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站在漢帝個人的角度來說,被外戚架空的他哪裡有多少機會去接觸那些士人,尤其是那幾個清名很大計程車人,外戚要不防著他們才怪呢。這種情況下,最方便可行的無疑就是和身邊的宦官合作,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畢竟這個事情,要是做得不夠隱秘,那就是各種牽連,必然會宰掉一大批人,就連漢帝,就算是沒有被做掉,也會非常危險。
就以曹老闆來說,可謂是玩過正方,也參與過反方。正方支援漢帝的時候,差一點就成功了。而反方作為漢帝的敵對方的時候,則是成功識破了對方的計劃。
當然,這兩段的對手都不是外戚了,而是挾持漢帝自重的諸侯。
第一件就是曹操刺董。
一般來說,普遍都認為這是曹老闆還沒徹底擺脫年輕時候年少氣盛,報國之心,乃至是所謂的治世之能臣。
不過,也不是沒有陰謀論說法,單純的以陰謀的觀點來看,認為曹操是早有策劃,居心叵測。
先來作兩個假設: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會怎樣?毫無疑問,繼續默默無聞做他的“驍騎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會怎樣?也只會是捨身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紹等人清了王側、做了嫁衣。顯然,這兩種結果都不會是“有權謀、多機變”以及“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獻刀後的實際收益如何呢?賺得盆滿缽滿。向下,討好了民眾,得以迅速攏絡一幫人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兩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領袖王允的辮子;王允則懼於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裡低聲抽泣。所以二人暫時相安無事。
然而,當董卓調查到曹操行刺的寶刀借自王允時,二人就該反目了。七寶刀之於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嬋之於王允。不禁要問,王允何以囤寶居奇、金屋藏嬌?因為他是漢家的既得利益者、國家的超肥蛀蟲!還有後文出現的大肆包養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維護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說東漢當滅,除了帝王昏庸之外,還在於朝廷命官也沒有一人是乾淨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這一點。
僅僅以貪生怕死或兩面三刀來評價曹操是膚淺的,他刺董獻刀的行為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思想創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進解決矛盾的方式,變急圖為徐圖。殘酷的現實告訴曹操,殺一個董卓不難,難的是還有無數個董卓起來,欲速反不達。董卓本人就是得勢於宮廷廝殺,他身後更有李、郭、張、樊群狼覬覦。很明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危機,須當有一批德才兼備的新銳整體取代朝廷的陳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長和舊勢力的垮臺都需要時間。曹操改行刺為離間,便是將破舊與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漸進的良性的更迭週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間尋找新的哲學理念。在很多人眼裡,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實不然。如果他是純法家,就混不進王允的圈子,也不會想到借刺董表忠心。當然,他更不是純儒家,不會真為王允賣命。在曹操看來,國家僅僅依靠朝廷左、右兩派爭鬥已經沒有出路了,必須以下反上,以民反官。於是他就來了個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實。這一做法雖然仍舊偏於激進,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卻很適於摧毀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瞞無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變“英雄”的價值觀,變追求虛名小利為實名大利;變追求短期效應為長期利益。作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還是失敗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時的讚譽,轉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詩:“漢末忠臣說伍孚,沖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曹操卻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黨聞風喪膽的軍隊。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為營,分期分批清剿忠逆兩股極端勢力,漢末的戰亂何時才能平息?當曹操將個人價值和國家利益同時最大化之後,誰還會計較他刺董時的“熊”樣呢?
當然,這麼說曹老闆如此奸詐卻也有點過了。雖然說站在什麼為國為民的角度之類的去讚賞,其實本身卻也否定了曹操早期對大漢對漢帝的忠心。
從五色棍到刺董再到反董聯盟後期董卓火燒洛陽撤退,曹操獨自率軍追趕,在這個階段,曹老闆的向漢之心還是可以看見的。
要知道,刺殺這個事情可以說能夠靠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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