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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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中紀委、監察部、時任國務委員陳俊生、時任中紀委副書記陳作霖和王德瑛、劉麗英及陝西省委書記李建國和陝西省省長程安東等領導，都曾先後對他的舉報作過批示。他的不少舉報信被批轉給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轉給了陝西省移民部門的主管上級——陝西省水利廳。

1996年4月，省水利廳監察室幹部李世京（化名）和省移民辦的劉副主任（化名）組成的調查組誕生了。

調查組還未到渭南，李萬明就提出了異議：紀監辦案規定，涉案者不能參加查案工作。我舉報的案件中涉及到省移民辦及領導的問題，省移民辦的劉副主任就是被舉報物件，他怎麼能來查對他們的舉報？調查組到渭南後，他又提出：調查組吃喝玩樂與用車的費用都是被舉報單位開銷，會不會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

不管李萬明對調查組及調查組的行為有什麼“奇談怪論”，調查組的人選和調查組的吃喝拉撒怎樣開支還是按既定方針進行著。調查組除省水利廳監察室幹部李世京和省移民辦劉副主任外，渭南市監察局一王姓的幹部偶爾也會作陪。據此，省水利廳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陝西省水利廳紀檢組、監察室在省紀委、省監察廳派員的協助和指導下，會同渭南市紀委、監察局成立了聯合調查小組對李萬明的舉報進行了認真調查”。

從西安出發之前，省移民辦的那位劉副主任便提前給鄭博打電話，讓其安排好調查組的食宿及用車等事項。

渭南移民辦一位知情的幹部介紹：鄭博十分重視這次調查，專門派人秘科鄭副科長等二人服務調查組。為給李世京一行的調查“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鄭博將其安排在當時市裡最高檔的祥龍賓館，生活上自然是好酒好菜，盡其所有。

有了如此無微不至的關心照顧，調查組的調查在按部就班中進行：找人談話，與鄭博交換意見，再由很多人陪著吃吃喝喝。晚上，躲過人們的眼睛，或喝喝咖啡或跳跳舞什麼的。週末，由渭南移民辦的專車將“調查組”送回西安休假，週一再派專車把“調查組”接到渭南調查。

調查就這樣在友好、輕鬆而舒適的氣氛中週而復始地進行著。兩個多月的調查如果不是李萬明那個“自私、固執、片面、偏激”的傢伙時不時製造些不愉快的衝突和摩擦，日子一定會在李組長的工作中留下美好的記憶。

但李萬明這個難纏的主卻把這種本可存在的“美好記憶”破壞得一塌糊塗。開初，調查組為了使他配合，“耐心而入情入理”地開導說：“你向中央亂告移民系統的問題，你今後在移民辦還想幹不想幹？你誣告就不怕這次調資取消你的資格？你與組織作對，你的黨籍、公職還想要不想要？你還想在渭南呆不呆？”

李萬明居然認為這是調查組在威脅他，還懷疑調查組長李世京與省移民辦的領導同在省水利廳辦公樓上班，並在一個大院生活，相互間關係密切，有包庇之嫌。還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李組長與鄭博也有很深交情，因此，頑固地認為“李世京會在查案中不顧國家利益、移民利益和廉政建設大局，一味地站在人情關係、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立場上，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抹就抹，能滅就滅，為其開脫責任，為涉案者充當保護傘（這段話後來被李萬明寫進了舉報中）。”因此，調查中他非但不配合，還處處與調查組作對。

比如，他在舉報信中反映鄭博平時不抓廉政教育，導致單位一些幹部在管理移民資金時出現了貪佔14萬元的問題，有關人員也分別被判刑四到七年。調查人員剛問他一句：“這個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由於改革開放大氣候和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跟你們單位領導有什麼關係？”他就不依不饒地同李組長辯論了半天，什麼領導如果把廉政抓得好，那些人有機會犯罪嗎？什麼單位幹部犯了罪，難道單位鄭博連領導責任都不該負嗎？他咄咄逼人的質問搞得李組長很是難堪也很是不高興。

過了幾天，李組長怒氣未消，李萬明又找上門質問：“作為紀監人員，你怎麼能違反中紀委和監察部頒佈的《關於保護檢舉、控告人的規定》，將我這個舉報人的姓名和舉報信的具體內容透露給我單位的人？甚至還讓鄭博在會議上宣讀我舉報信的原文？”他那強硬的樣子氣得李組長一時忘了中紀委“受理機關工作人員無意或故意洩露檢舉、控告情況的，應追究責任，嚴肅處理”的規定，脫口而出地反問：“你李萬明都敢署名舉報，為啥還害怕別人知道這個舉報信是你寫的？為啥還不敢讓人看看你舉報信的內容！”

此後，李萬明的態度迫使李組長對他越來越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