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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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裡對村支書們的“叛黨”行為不了了之。同時，在得到三村支書“保證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庫”的擔保後，將苗福群等十多個移民骨幹全數釋放。

事後，在向上級彙報這次移民返庫事件時，大荔、澄城官方在上報的的材料中都統一了口徑：不說返庫人數，只稱“有大批移民返庫”；移民返庫的搶種搶收講成“為了拾麥穗”；把數百上千幹部、公安、武警對庫區的“清理”說成“拾麥穗的移民經安、遷兩地政府耐心說服，很快返回安置區……”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庫風暴來臨之前的這段空閒時間，我們該來認識一下在關中移民史上頗有傳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記者曾五次到庫區採訪，移民們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們的“苗司令”。但記者沒能見到這位當年曾在庫區叱吒風雲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於1991年。但這並不妨礙記者對“苗司令”的瞭解，“苗司令”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用六個多小時把他的故事講述得詳盡而活靈活現。

解放前，隨其父親、姐姐和三個弟弟從河南濮陽逃荒到陝西朝邑縣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壯丁，沒敢在當地的戶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縣公安局的檔案裡，卻有關於他詳細情況的記載。公安檔案裡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們說，在鬧返庫時，苗福存宣稱自己要謀福於群眾，於是，將名字改為苗福群。久了，人們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從聶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個，瘦。這個高而瘦的老頭脾氣暴躁，思維方式簡單而固執。某官員當初動員搬遷時對安置區的條件作了不實介紹，苗福群因此而認定“政府的幹部日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從此，他不相信當地政府幹部，不相信當地政府的檔案，更不相信當地政府的任何承諾，他甚至拒絕見政府談判代表。他罵一切出現在庫區干預移民活動的幹部都是“日本作風”。

安置區和庫區生產生活條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鬧返庫，他幾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時間都貢獻給了“返庫事業”——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他離開這個世界前的三十年間，他都在為返庫和移民的問題奔波著，並且，一直都那樣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庫區發生大小17次鬧返庫，他一次不拉，每次都衝鋒陷陣在“鬥爭的最前線”。因領導返庫，他曾三進三出公安局，但鬧返庫的勇氣和積極性卻分毫不減。

他有一個樸素而實在的重要論點：“種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認為：國家修水庫我們可以讓路，叫我們搬哪裡就搬哪裡。但“庫不修，民必返，地必還。返庫有理，種地有權”。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個問題是：部隊農場和地方政府農場的人憑什麼種我們的地？

與苗福群固執“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別人越認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計做到。一次，與移民代表商議**事宜，需要籌集資金，大家說，現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裡去籌款啊？苗福群問：家徒四壁就無法籌款了？有代表嘆息：巧婦難做無米之炊，怎麼籌？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給你們做一個巧婦無米之炊！當天，他回家就把他那兩間空蕩蕩的房子賣了，200多元賣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給了**的移民代表……

對於苗福群的固執和倔犟，“老戰友”劉懷榮曾以不屑的語氣評價：“一根筋！做事不轉彎，無計謀、無計劃，鬧十幾次返庫，鬧一次失敗一次……”

另一“戰友”陳文山對其更是頗多微詞。後來，兩人的關係甚至僵到見面互不說話的程度。

這種矛盾是在後面即將介紹的馬湖會議上結下的。苗福群因故沒能參加馬湖會議，會後，前去參會的部下彙報說陳文山在會上大講特講“返庫無用論”，苗福群一聽就火，不顧部下勸阻，立馬就去“教訓這狗屁不懂的老東西！”誰知陳文山不服教訓，與苗福群爭辯說，你每次組織幾千上萬人鬧返庫，既花錢又費事，達到了什麼目的？每次不是被農工打得頭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趕回澄城，種的莊稼也被政府“壓青”，糧食一顆也未收到，還落得領頭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準備一點路費，派幾個人就可以把移民的問題反映上去，何樂而不為？

陳文山的話無疑觸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關的痛處，還未講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罵了起來：“你簡直是放屁，胡說！直接鬧返庫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幾千上萬人到庫區一鬧，中央知道，省裡、地區、縣裡的頭頭腦腦都來了，移民可以與他們直接對話，對解決問題，達到返庫目的很有好處。”講到此，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