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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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她，後說再打電話，見不見渭南公安，見了怎麼講；晚，王來電叫把採訪證給他，來人收走；17日，公安找小王，渭南十多二十人去新聞總署上訪；楊派人送來“緊急通知”；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寫內容，天天都預感一雙邪惡之手正在逼近）

代序

龍平川

十餘年前，策劃、組織過一個選題，後來成為一篇長篇通訊發稿：《鹿死誰手：檢察官的敗績》。文章記錄的一個個以失敗收場的慘淡結局，是我們常常回避的。在　我的記憶中，類似的選題或內容因其“敏感”再沒有出現過。這類選題觸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敗。我們是忌諱失敗的，誰都奢望勝利及其光環。戰爭年代、血　雨腥風，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錦袍加身，然而，非戰爭年代、非血雨腥風，真正的勇者並非一蹴而就。於是，錦袍加身的人，我們常常投以懷疑和審視的眼光。而懷　疑和審視是我們無法忍受的。只有在盪滌私利、私慾的前提下，我們才可能坦然面對。

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有太多的忌諱。這些忌諱甚至不是“上邊的意思”，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戴上的鐐銬。我們為什麼要戴上它？因為一種合理的推定，讓我們進行了　安全的選擇。“合理”是制度決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選擇跟制度有關，更與潛規則有關；同時，也是寬泛而不能言說的利益決定的。一個7　歲的孩子說：40億年後，地球都死了。其實不用她說，幾十年以後，我們都死了。但是在面對私利、私慾的時候，我們都忘了常識。我們都以為自己長生不老。是　孩子天真，還是我們天真？

最早知道三門峽，是一位詩人的詩。所以對於一些詩人，我很瞧不上，雖然我自己寫了數百首的詩歌。我眼中的那類詩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著眼睛說瞎話，　激情到了睜著眼睛也說瞎話，要不就是無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語。知識分子是要探究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實質的，如果詩人是知識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腳的那一　層。

這本沉甸甸的《大遷徙》，竟然把我寫進去了——說實話，在讀到有關的文字時，我覺得羞慚。2006年6月，當我撤下本書作者謝朝平當初的兩篇系列報道時，　我沒有太多去關心這個行為的是非對錯。或者因為我的麻木，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當整整兩個月後，中央電視臺對渭南相同題材進行報道　時，我既不覺得詫異，心中也無波瀾。

我不會去追問何以如此，因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來。

當初撤稿之後我沒想到的是，謝朝平後來又多次去了渭南、華陰等地，並將三門峽移民史寫成了一本書。我以為這樣的選題是需要以做課題的方式，由一個課題組來　完成的，卻由他一個人用綿裡藏針的方式顛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棄和逆來順受的東西，他卻沒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個民族或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更是世界史。有關移民的專著在世界學術界更是蔚為大觀，然而，對於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移民的研　究我們卻是缺乏的、迴避的：學者們喜歡寫跨國移民史，他們對天邊外的事情似乎更感興趣。屯守和摻水式的移民，是我們歷史的常態。現實中，對於移民問題，我　們也基本上處於行政操作的技術層面。中國水利工程專案和規模舉世無雙，而相對於人口數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寶貴和稀少，必然帶來複雜且嚴重的庫區移民問題。以　這樣的背景，這部《大遷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牽涉政治、經濟、文化、法治、民眾心理等等方面的觀照，讓我們找到我們生存的社會　的痼疾，並探討治療的處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螻蟻一般的農民被撥弄來撥弄去的歷史。惡劣的生存狀態中謀求生存本來已耗盡了他們的精神，而備受擠壓的生存空間更煎熬著他們的神經。面對　他們的血和淚，我們中的有些人卻無動於衷、甚至加以盤剝和專政。某一個地方一個應該有效、有益執行的行政體系轟然崩塌的時候，批評是遠遠不夠的。然而還有　其他的辦法嗎？

評價體系壞了，糾錯也就無從談起，只能眼睜睜看著追求、捍衛私利者一步步侵蝕社會健康的軀體，直至身軀變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對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　防，在民眾的苦難面前麻木不仁的人，從研究者的角度，我對他們倒沒有作者在書中所表達的不滿以至憤怒，我只是覺得傷感。在一個上下利益攸關的體系下，他們　已經被“鎖死”了，不進則退，自覺或不自覺當中，他們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

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