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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輪迴”等佛教思想,讓他們相信現在面對的種種,是前世作惡的結果,只要他們安於現狀,甘願承受,就能否極泰來。…;
這些羯人、匈奴人每天都被中央軍監工、漢化匈奴監工們逼迫得終日干活,疲累不堪,僅有的休息時間裡,那些僧人日復一日的講經論道,給他們洗腦,終於成功地把他們馴化成佛祖的信徒,每天早上念上一段經文後,便無怨無悔甚至很虔誠地做起繁重的勞役。
這當然是呂布的授意,他知道人在身體最疲累的階段精神力也最脆弱,最容易被洗腦,派那些善於洗腦的僧人給這些胡人洗腦,讓他們死心塌地為漢人修路築城,而不是一刀兩斷地把他們便宜地斬殺,算的是佛祖的大慈大悲。
呂布用佛教來馴服這些桀驁不馴的胡人,正是受了歷史上羯人領袖石勒禮佛的啟迪。
五胡亂華時期,是華夏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段災難史。雜胡大規模內遷,伴之是揮向漢人的屠刀和鐵騎,數十異族政權走馬燈式的建立和更迭,每一次都伴著種族仇殺,對漢人的大規模血洗,以致衣冠南渡,中原漢人瀕臨絕種,十室九空、千里無煙、白骨蔽野,虎狼塞路,並非誇大之詞。戰亂、繁重的賦役、兵役和千古罕見的饑荒天災,使無數漢人在死亡線上掙扎,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還有無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這時主張業報輪迴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場,因果循還的的教理恰符合當時人們今生為苦,冀望來世的生驗,而普渡眾生、慈悲為懷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裡寄託的港灣。
雜胡入主中原,並迅速取得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紛紛建立政權,但在其所佔的廣大北方地區,仍以漢人佔多數,這些雜胡皇帝們苦於漢民反抗意識太強,就急需一個屬於自己的,用於統治漢人的思想工具。作為一個西來的胡教,那麼佛教顯然最合適不過,其完全能迎合胡人入主中原的心態,宣揚佛教正可以讓漢民傻乎乎地覺得以後可以到來世討說法,而不再糾纏於今生中的得失,有利於他們的統治,於是乎佛教成為外來胡族奴化鉗制漢人思想的工具。
佛教雖然在漢代就進入中國,但與中國本土文化衝突太過嚴重,與儒道名教的觀點完全不同,因此直到西晉末年,漢族政權都有漢人不得出家為僧的禁令,而只允許“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也就是僅僅流行於旅華西域胡人之中,而漢人一律不得信仰佛教,因而在漢族中一直沒有市場,影響力微乎其微。東晉五胡因為自己不是中華人,而佛教是胡教,為消滅華夏民族的文化傳承,以及瓦解他們反抗殘暴統治的信心,所以推行佛教,如羯族建立的後趙、羌族建立的後秦、氐族建立的後涼,匈奴人建立的北涼,以及北魏的大多數鮮卑皇帝等等都大力推行佛教,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特別是羯人首領石勒建立的後趙始,打破漢人出家的禁忌,漢人多侍佛奉佛。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化惡就善,“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使漢人們相信所面對的種種,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是前世修福或作惡的結果,只能安於現狀,甘所承受,尤其北方佛教重在宣揚律己禁慾,都極大的麻痺漢人的鬥爭意志,弱化了漢人的血性。
在五胡族政權的大力扶植下,佛教才開始在中國站穩腳跟、並迅速在漢族中蔓延開來,結果導致大批漢人改信佛教,以至後世很多漢族統治者也逐漸接受了佛教,從而成為奴役華夏民族的精神枷鎖。…;
呂布讓人請來虎牢關鎮國寺僧人普淨,又讓普淨遍請中原以及黃河以北所有寺廟僧眾,前來朔州,為那些罰做苦役的羯人、匈奴人講經誦法。
那個普淨便是演義上在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的過程中,在汜水關遇到的那個提醒他小心卞喜的僧人,這個普淨後來雲遊天下,來到甘泉山,在那裡結草為庵,見證了那個關羽的顯聖。
當然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甘泉山顯聖是羅貫中的灌水,是無稽之談,但那個普淨卻真實存在,那個鎮國寺也確實存在,但不懂地理的羅灌水卻把虎牢關、汜水關這個同一個關卻在不同歷史上有不同名字的關隘寫成了兩個,而東漢時期只有虎牢關,普淨便是虎牢關鎮國寺的普淨。
東漢有漢人不得出家為僧的禁令,顯然普淨不是漢人,而是漢化的月氏人,普淨從其他地方請來的僧眾,也沒有什麼漢人,都是天竺和西域其他國度來中土苦逼地傳播佛教的人物,算是達摩的前輩。
呂布都懶得接見這些禿驢,但為了鼓勵他們愚化那些胡人,呂布還是強忍心中的厭惡,厚禮接見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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