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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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去世後不久，被貶居彰德的袁世凱大有捲土重來之勢。辜鴻銘在許多公開場合辱罵過袁世凱是“賤種”，是“流氓”，他還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嘲笑袁世凱的智商只相當於北京街頭倒馬桶的老媽子，袁世凱耳目眾多，難保他不清楚這本賬。外務部尚書梁敦彥是辜鴻銘的頂頭上司和多年好友，他為辜的安全擔憂，恐怕他難逃厄運，便及時向辜鴻銘發出警報，要他趕緊逃命。辜鴻銘夠倔，但並不傻，他立刻辭職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的校長（也有記載稱他做的是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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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當幕僚，還能當教授（2）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相容幷包”為辦學宗旨，聘請辜鴻銘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位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辜鴻銘是天字第一號的保皇黨，他時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腦後拖著灰白小辮，在北大激昂亢進的氛圍中來去招搖，保持鮮明的個人姿態，他反對女生上英文課，反對新文化運動，這確實是當年的一道奇異的景觀。“辮帥”張勳復辟時，辜鴻銘在外交方面盡了綿薄之力，梁敦彥薦他做外務部侍郎，據說張勳期期以為不可，理由是“辜鴻銘太新了”，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談。好在那幕復辟鬧劇只折騰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場了，倘若再鬧下去，保不定還會鬧出更多的笑話。五四運動後，辜鴻銘離開北大。

辜鴻銘對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貞子珍愛有加，因此欣賞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說：“有人納悶處於孤島之上的日本怎麼會崛起為東方的強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日本生下了許多我妻子那般賢淑的女子——她們像崇高的古羅馬母親一樣偉大。”1924年，他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之邀，去東瀛巡迴講學（主題是“東方文化”），呆了幾年，並不如意。“東北大王”張作霖一度想聘請辜鴻銘為政治顧問，兩人見了面，晤談過幾回，張作霖覺得貨不對版，辜鴻銘也對張作霖觀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薩摩維次談及那次東北之行，僅僅一語帶過：“張作霖只不過是個馬賊，他哪裡懂得政治與文明。”

1928年，軍閥張宗昌欲委任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氏未置可否，即於4月30日下午逝世於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歲。辜鴻銘曾對近鄰和好友凌福彭（現代女作家凌叔華的父親）說：他想刻一枚圖章，同康有為的“周遊三十六國”比一比，看誰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歷——“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年輕時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貞子為妻（一說為妾），勉強算得上婚在東洋。可見他童心未泯，骨子裡是好勝的，他不肯讓康有為專善獨美。還有一事也可見出辜鴻銘的好強，他自誇能夠背誦數千行的長詩、彌爾頓的《失樂園》，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當仁不讓，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請凌叔華的堂兄作證，把《失樂園》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錯，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對方不服氣不行。

語不驚人死不休（1）

辜鴻銘在西方獲得赫赫之名，多半由於他那機智有餘、火花四濺、酣暢淋漓的英文實在太出色，他那專搔癢處、專捏痛處、專罵醜處的文化觀點實在太精彩，令歐洲學者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鴻銘在中國獲得籍籍之名，則是由於他怪誕不經的言行實在太離譜，他桀驁不馴的態度實在太刺目，“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只有烈酒般的諷刺”，令中國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對玩弄以詭辯與謬論“震驚白種或黃種庸人”的遊戲樂此不疲，歐洲人能夠欣賞他大言不慚、狂狷不遜、立異為高的表演，而中國人則全然不懂得該如何欣賞其中的妙趣。中國人的文化性格過於內斂，中國人的文化土壤從來就不肯容納異端和叛逆。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視之為不世出的天才，中國人則視之為不經見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實，我們只要越過中國人千百年來自設的重重樊籬，把辜鴻銘簡單地視為一個極端有趣（低階趣味和高階趣味兼而有之）並具備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夠從他自覺與不自覺的喜劇表演中清醒地觀察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可愛處和可惡處，以及中國文化的可貴處和可卑處。然而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蔑視西方的價值觀念，他到底是僅僅表現一種東方人的文化姿態，還是確實出於內心的真誠？這始終是一個謎。辜鴻銘太擅長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極大的遮蔽力和欺騙性，在一團駁雜的光影中，觀眾往往莫辨其虛實。

當年，歐美人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