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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匆匆忙忙到了市委,來到了市委副書記、市政法委書記王伯年的辦公室。
從內心來說,我很不想見王書記。王書記給我的感覺,有點像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的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表面客客氣氣,冠冕堂皇的,內裡陰陰的,心裡深深的。
說的話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話是假?不僅聽起來累,而且讓人心裡很不踏實,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但出於擔負的工作,出於工作責任的考慮,我不能不硬著頭皮見王書記。
王書記讓人倒了茶,彼此寒暄了一下後,我說:“對不起啊,王書記,我的工作沒做好,我是特地上來,當面跟您作檢討的。”
我小心謹慎地說,有些誠惶誠恐地望著王書記。自己負責的地方,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不主動上來作檢討,肯定是不對的。
主動上門作檢討,也是讓工作由被動到主動的一種工作方式。
“聽人說,你工作幹得不錯啊,你檢討什麼啊?”王書記問。
“王書記知不知道,我們縣兩個有名的礦老闆啊?”
“哪兩個啊?”
“焦作斌、黎西煌啊,他們以前是在我們縣採礦的。”
“知道啊,那麼有名的人物,誰不知道呢?”王書記說。
我說:“有人反映,焦作斌、黎西煌犯了重婚罪,我們縣紀委牽頭的調查組查證屬實後,縣公安局依法採取了行動,抓捕了焦作斌、黎西煌。縣裡打算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法辦他們,可他們卻從我們縣看守嚴密的看守所脫逃了。”
“就這個事啊,我早就知道了。打個電話說一下就行了,你那麼忙,幹嘛跑這麼遠的路,上來說啊。”王書記說。
我說:“作為縣委書記,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來向書記當面檢討。打電話作檢討,心不誠啊。再說,我好長時間沒見到王書記了,也想見見王書記,當面聽取您的教誨啊。”
“你別那麼客氣,記住啊。以後有事,電話說一下就行了,別大老遠的跑過來了。”王書記說。
我說:“我們一定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具體說,就是在市政法委、市公安局的領導下,從嚴治警,把從嚴治警作為一項長期性、基礎性工作緊抓不放,努力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人民,政治合格的、作風過硬的、讓黨和人民放心的公安隊伍。”
“別這麼急著表態,我問你,看守所看守那麼嚴密,焦作斌、黎西煌怎麼會脫逃呢?”王書記問。
我說:“焦作斌、黎西煌脫逃的當天夜晚,我們就成立了縣紀委和縣公安局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連夜進行了詳細調查,查清了五名直接責任人,就是四名值班幹警和一名當班的副所長。”
我說:“今天上午,我們開了縣委常委會,決定‘雙開’了這五名直接責任人,並將這五名直接責任人移交司法部門處理。同時,撤銷了看守所所長和教導員的職務,降為一般幹警使用。撤銷了分管局長的職務,降為看守所所長。由公安局另外派一名同志擔任教導員。”
我說:“然後,在縣公安局裡的統一領導下,對看守所進行整頓。我們決不能允許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你處理的很重啊,可以說是鐵面無情啊。”王書記說。
“沒辦法啊,不這樣處理不行啊,王書記。看守所稀亂到這種程度,我想都不敢想,做夢都想不到,內心很愧疚很自責啊。”我說。
“縣委常委會上,我們還對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趙程大、常務副縣長錢一兵、公安局局長文勝天提出了批評,我跟縣長馬志也做了自我批評。”我說。
“這麼大的事,你怎麼不提前告訴我呢?”王書記似乎有些責怪地問。
我說:“王書記啊,我們上午剛開完常委會,我就馬上、第一個跑過來,向您彙報來了,翁書記、盧市長等領導那裡,我都還沒有去呢,這已經是最早、最快的速度了啊。”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王書記說。
“您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我說的意思是,你如果在開常委會前來彙報就好了。”
其實,王書記問得沒錯,我是應該來提前彙報溝通一下的,可我擔心王書記與我的思路不合,不敢提前來彙報。
萬一王書記要輕處理或者不處理那些直接責任人,或者為那些直接責任人開脫,我怎麼辦呢?是辦還是不辦呢?辦吧,違反原則,違反起碼的正義,違反我做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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