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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政務堂的事落實完畢,孫策趁熱打鐵,說起了今天下午在宛市的見聞。
他原本的確有些生氣,宛市的商戶越來越多,但市場卻被部分世家控制,大部分的商戶只能旁觀,這不符合他的三觀。可是聽了張紘的分析,他又覺得張紘這麼做有一定的道理。凡事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商業尤其如此,自由競爭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戰略物資必須有所控制,不能放任自由,無序競爭。
絲帛不是普通的布匹,具備和軍械一樣重要的戰略地位,不能什麼人都來插一腳。大部分商戶無法涉足關中的布匹生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做生意的人太多。而做生意的人多正是因為有利可圖。再追問下去,之所以有利可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流民成為廉價勞動力,降低了人工成本,增加了利潤空間。關中強行制定的高價只是推波助瀾,卻不是根源。
他提倡工商的首要目標是自強,其次是富民,只有百姓安居樂業才有穩定可言。現在百姓不僅沒能從中受益,反而受損,自然不是他能夠接受的結果,必須加以調整。
設立一個最低工資標準就成了當務之急,但這個標準如何設定,卻是必須慎之又慎的。太低了沒有意義,太高了又會影響工坊的利潤,最後物價上漲,反過來又會影響民生。設立了最低工資標準,工坊必然會收縮用工,採用延長工作時間之類的辦法來抵衝,而工作機會減少,又會讓沒有生活來源的流民更加處於弱勢,本來是為了保護他們,操之過急,反倒又會傷害他們。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絕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解決的。孫策清楚這其中的利害,雖然著急,卻也不敢一刀切。他沒有具體的行政經驗,只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向,具體的問題只能依靠張紘等人來解決,說得好聽點,也就是垂拱而治。
只是他這個垂拱而治並不是什麼都不管,只當泥菩薩。他是引領者,是確立方向的人。也許張紘會選擇與他預期不同的道路,但最終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儒家比法家有優勢。法家是帝王術,只為帝王考慮,如何方便管理如何來,百姓的福祉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儒家畢竟有一定的民本意識,只是被師法、家法束縛,制度創新時的動力不足,只能被形勢逼得往前走,比較被動,適應時間比較長。孫策現在要做的,就是打破他們的思維侷限,引導他們向自己期望的目標前進,主動求變。
拓展士的定義,實際上就是拓展民的概念。儒家反對與民爭利,但他們的民並不包括普通百姓,所謂士農工商實際只是讀書人、大地主、大工商業主,而在東漢,這些人又成為世家豪強的重要組成部分,占人口九成以上的農民反而不包括在其中。
現在孫策要求拓展民的範圍,將絕大部分人口都包括進去,對這個時代來說,是一個觀念的重大革新,即使張紘不是一個守舊的人,也需要時間來消化理解,然後再做出相應的調整。好在張紘有讀書人以仁為本的初心,有儒者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邁,明知這件事很難,還是慨然應諾。
具體的事務由張紘承擔,孫策垂拱而治,他只提了一個要求:讓張紘儘快挑選一些助手,不要把所有的事都困在自己身上,嚴格執行休沐制度,有病要及時到本草堂診治。他可不希望張紘累死。行政事務是一個非常累人的事,勤政絕不是嘴上說說那麼簡單,歷史上的真正勤政的帝王大多短命,大臣也好不到哪兒去。張紘拯救了郭嘉,他也不能看著張紘成了諸葛亮的先驅。
張紘感激不盡,心裡暖洋洋的。
兩人正說著,諸葛亮快步走了進來,向張紘行禮後,遞給孫策一封急件。孫策開啟一看,是呂範發來的。楊彪到達浚儀,動作不小,不僅對關東的經濟、軍事非常關心,還有挖牆角的企圖。孫策倒是很坦然,楊彪以私人身份出使關東,當然不會放過一切為朝廷謀利的機會。他奇怪的倒是呂範直接動用郵驛給他發訊息,而且沒有提袁權一句,看來袁權和袁夫人非常親密,以致於呂範起了疑心,有所防範,不願意驚動袁權。
孫策收起急件。“先生在洛陽時,與楊文先有過接觸嗎?”
張紘笑道:“見過面,沒深交。雖說弘農楊家的門檻沒有袁家門檻高,畢竟也不是什麼人都能見的。就朝廷而言,楊文先是個難得的能吏,德才兼備,畢竟家學淵源嘛,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其實不是太清楚民間疾苦,難有同情之心。他經過洛陽時,和周伯奇(周異)見過面,這兩天周伯奇就要到了,將軍到時候可以向周伯奇打聽打聽。”
“收到訊息了?公瑾有沒有去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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