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食貨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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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者，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

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

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

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沉者。

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

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並令總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浚無法，閘坐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

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馳，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攙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浥爛不可食。權要貸運軍銀以罔取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

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

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

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挖運。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揹負。

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址雲。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並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

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佈政、按察、都司關防之。

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