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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趙廣寧的估計，如果按照三艘福船都裝絲綢和漆器來計算，一次走海的淨利潤在二十萬兩左右。
這個數字直是讓寧修驚訝。
要知道他其他產業的利潤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年二十萬兩出頭，一次出海所獲竟然與其相抵。
如果寧修能夠有一隻三十艘福船的船隊，那走海一趟利潤就是兩百萬兩。
兩百萬兩！這可是大明一年的稅收總額啊！
都說海商富可敵國，寧修算是明白了！
最可怕的是，這些銀錢海商們會用來發展船隊，擴張的速度會更快。
像明末聲名顯赫的海寇鄭芝龍，就是靠走私起家，其在福建、小琉球往南洋的線路幾乎壟斷。
一想到這兒寧修便覺得心痛。
明代中前期還能收到全國稅額十之三四，後期卻連十之一二都收不到了。
這一方面是因為裡甲制度崩壞所致，另一方面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因為科舉。
科舉制度的核心是讀書取士，而取計程車又會搖身一變成為大地主。
大明的官紳是不分的，這些官員名下土地自然免稅，還會引得親朋族人爭相投獻。如此一來，基層的一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免稅的。剩下的交稅的都是自耕農。
而自耕農能承擔多少稅額？
官員們為了政績只能和當地士紳沆瀣一氣，把缺額的份子攤派到這些自耕農的身上。最後自耕農的壓力越來越大，不堪重負最終破產。
這個問題在萬曆後期乃至明末尤其明顯。加收遼餉後自耕農的壓力到了頂峰，許多人不堪欺壓最終揭竿而起，變成賊寇。
這是大明末年賊寇四起的根本原因。天災只是一部分原因，人禍卻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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