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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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成了名以後的眼光；客觀點，應該說那是我正式開始歌唱生涯的起點。獲獎前，你唱得再好，也是業餘的；獲獎後，路寬了，機會多了，形成良性迴圈，你才真成名，慢慢就變成專業的了。

一個人成名是有道理的，這道理有時叫機緣，但更多的時候叫實力。沒有實力，再多的機緣你也抓不住；即便僥倖“一舉成名”，也會很快被再次湮滅。到那時，你那“一舉成名”之“名”，也就隨之顯得非常可疑了。

不管怎麼說，86年是我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雖然前面的路還看不清，也沒有特別想看清。在經濟上，我也開始走出先前那種捉襟見肘的窘迫境地。上海聲像公司錄了我的第一張專輯，錄完後給了我1000塊錢，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這麼多錢呵。

我還記得當時那種感覺：手在口袋裡，錢在手裡，掐著，乘公共汽車回家，到了家又再數一遍。

三年後我在我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獲文化部主辦的“全國流行歌曲優秀歌手選拔賽”十佳第一名後回家，一下給了他們10000元。他們從沒見過這麼多錢，我媽也是認真地數啊，數啊，一張一張地數。這時我就在一旁打諢說：看看，假如當初你們不讓我上大學的話，這錢就沒有哇。

我媽根本不接茬，還是隻顧數，數完一拍手，笑著說：還真是一萬塊哪！

鄧麗君在我心靈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時我自己都覺得奇怪。

去年有媒體問我最喜歡港臺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這種情況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答鄧麗君；但這次因此前不久在報上見過張惠妹說我的好話，一時想到投桃報李，就說張惠妹。

都是鄧麗君惹的禍（2）

沒想到事後竟長時間地為此感到不安，覺得違背了良心。現在借出書之便更正一下：我當然很喜歡張惠妹，她的歌也確實唱得好；但我最喜歡的還是鄧麗君，很可能永遠都是鄧麗君。

在固原

第一次獲獎後不久，我就作為中央講師團的一員去了寧夏。劉歡當時還是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的老師，也去了，和我在一個團，不過不在一個地方。他被分在了哪裡記不清了，我是被分到了固原，那是寧夏最窮的地方之一。

回頭去看，中央開發、扶持大西北的政策其實從那時就開始了，派講師團算是先聲。我大學畢業不久，年輕，當然是合適的人選，也義不容辭，不過團裡還是給我允諾了些好處。

一是說，你去，回來就分你一套房子。這當然很有誘惑力，因為我分來後只給了一間平房。還有就是入黨，黨委書記為此還專門找我談了話，讓我先寫入申請書。這是幫助我進步，我當然也很樂意。

先寫了一份，書記說不合格；正好一位老同志剛入了黨，書記便把他的申請書給了我一份作參照，我心想，既然漢語不夠好，還參什麼照啊，就乾脆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一遍。

行前團裡專門開了歡送會，讓我珍惜這次機會，並說這是胡耀邦總書記講話的精神。我也表了態，話說得那叫個好；可真到了固原，我的表現卻讓我現在說起都傷心。

我的崗位是在固原師範專科學校，教音樂。他們挺照顧我，別的音樂老師都是一週5節課，我只要上4節就行了。

開始時我也確實很認真，可那兒的學生，許多連哆來咪都不知道，給他們講樂理，說得難聽點簡直有點對牛彈琴；他們主科的壓力又大，天天做作業都做到很晚，結果音樂課就被他們用來打盹兒養神。

很快我就看出來了：他們上這個學壓根兒就沒打算學音樂，往這方面使力純屬瞎掰。我也想通了，上課時只講很少的音樂，大部分時間用來介紹國外的情況，美國如何，歐洲如何，吹唄。你別說，這樣他們反而有精神，一個個聽得津津有味，喜歡得不得了。有時下課鈴都響半天了，還不願讓我走，讓接著講。至於考試，我的政策是“兩便”：一律85分。這樣大家都高興。

課上得不精心也就罷了，問題是我在當地又交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朋友。這裡的“亂七八糟”沒別的意思，無非是一幫人總聚在一起喝酒。我這人本來就愛交朋友，當時又算有了點小名氣，容易招人，再加上實在也沒別的事可做，喝酒是正常的。可你認為正常，擋不住別人認為不正常，總而言之，時間長了，就有點負面影響。

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給領導添亂。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團裡的安排，全體團員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寫了入黨申請書的人，照理更該去。可事兒有不巧，好多當地人都安排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