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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孩與大人的較量,毫無公平可言。
但是大明朝就不同了。
同樣的條約內容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影響完全不一樣,被迫和自願不是一回事,國力強弱對比不同時也不是一回事,好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民國時能把中國資產階級逼得跳反。
但如果到了後世,發達強大的大中國,外國人還願意和大中國籤個這玩意兒,華夏能笑得嘴咧到後腦勺上去。
當時的條約可不止開放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國待遇、單方領事裁判權等等這些在任何歷史條件下,和平等不沾邊。
近代不平等條約中開放通商口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消極方面也有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是通商口岸的開放,是中國戰敗的產物,反映了列強侵略的要求。
便利了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商品和鴉片,使中國半殖民半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通商口岸成為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主要據點,中國原料被大量掠奪,大批農民、手工業者失業破產。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積極方面的影響的,積極方面是通商口岸是中國與世界發展潮流的結合點,便利西方思想文化與科技的傳人,從而有利於中國瞭解世界文明。
外商在通商口岸開辦企業、進行早期資本輸出等,促進了中國自然經濟的瓦解,也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便利了中國學習外國長處和引進技術。
對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產生了影響。
近代列強透過發動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啟中國大門,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但中國大門的開啟也使西方文明大量湧入,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
事實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開放通商口岸和早期中原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互市是一回事。
互市做生意方面,西方列強的目的不過是賺錢而已。
而賺錢又分兩方面,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賣,中國小農經濟為主,不怎麼買。
把中國的東西賣回歐洲。
在中國買的東西以特產和原材料為主,口岸開得多了更方便些。
明代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荷蘭商人首次購到由廈門運去的茶葉,1644年英國著名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在《茶葉的種植、質量和品質》一書中說:“英國的茶葉,起初是東印度公司從廈門引進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託廈門商館代買茶葉150擔直接運往英國。
1699年該公司定購的茶葉有優質綠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該公司載運的整船茶葉,松蘿茶佔2/3,珠茶佔1/6,武夷茶佔1/6。
而此時綠茶和烏龍茶的出口是同時進行的。
1751-176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茶葉1678餘萬千克。
其中武夷茶2363萬磅,萬千克,佔總輸入量的63.3%,可見這時期輸入英國的茶葉以武夷為主,平均每年約100萬千克左右。
在英國武夷茶被譽為“東方美人”。
交通由於海禁,中國的外貿全部集中在廣州,而閩茶如果要運到廣州,雖然最簡單的就是海運,但事實上卻必須經北江水路至廣州出。
但是,清末滅白蓮教時加的捐租,非常高,對於閩茶盤剝很重。
此前英人已希望開福建口岸,直接海運時,但被拒絕。
1684年,康熙23年開海禁,外國人多到廣州、廈門、福州、寧波通商。
其時已有海關監督,粵海關為內務府派人,閩海關由福州將軍兼,浙海關及江海關由各省巡撫兼,即“皇商”、“總督商”、“將軍商”、“巡撫商”,不一而足。
但各地管理並不規範,各種陋規甚多,因此外商先側重廈門,後側重寧波,最後側重廣州,並因此衍生出十三行格局。
到1756年,廣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點。由此過往,應該也是外國人選擇口岸的原因之一。
廈門是亞洲最大的豬仔,奴隸,華工貿易中心,目的地是美國舊金山,古巴,南美等地。
鴉片戰爭前已經是最大規模的非法偷渡港口,戰爭後則是合法奴隸貿易,要不開放廈門幹什麼。
所以當美國打完南北戰爭,黑奴們被解放出來後,廈門就開始衰落了。
至於福州,西方人進口中國的茶葉主要是紅茶,福建武夷山附近的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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