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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麼。”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後,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後,由魏廣微票擬的聖旨,奉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於中宮貴妃並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後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聖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啟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啟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宴遊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覆: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並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後,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於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聖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啟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鬥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為其籌劃的,天啟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才好上位,內外勾結,才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群小欲籍忠賢力為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後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透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著陰謀論、人性分析來佔據輿論,顯然是犯眾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啟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麼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眾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7兩,天啟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兩,拖欠.4兩。
大同年例銀每年兩,天啟六年發兩,七年發兩,拖欠兩。
山西年例銀每年兩,天啟六年發兩,七年發兩,拖欠兩。
延綏年例銀每年兩,天啟六年發兩,七年發兩,拖欠兩。
寧夏年例銀每年兩,天啟六年發兩,七年發兩,拖欠兩。
甘肅年例每年兩,天啟六年發兩,天啟七年發兩,拖欠兩固原、下馬關年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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