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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楊嗣昌已鬚髮皆白,罹患重病,他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嘆:“此身之憂勞病瘁,日嘔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斃,不敢言矣!更兼襄庫餉無半文,督臣移諮可駭,臣愈增憂憤,不知死所。”
二月二十八日,楊嗣昌為追擊出川的張獻忠而行軍至夷陵時,得知洛陽、襄陽相繼失守及二王被殺的訊息時,深感無顏面對皇帝,徹底崩潰。
從此楊嗣昌飲食不進,走到荊州沙市徐家園時便臥床不起,一切事務交給監軍萬元吉處理,並通知家屬來荊州見他最後一面。
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沙市。
關於他的死因,有記載他是自縊或服毒而死,但都是傳聞之詞,其實是因為洛陽、襄陽失守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使本已重病在身的楊嗣昌驚憂交加而死。
楊嗣昌去世後,崇禎帝親撰祭文,追贈太子太傅,並哀嘆:“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
雖然崇禎皇帝朱由檢也下令追究楊嗣昌使二藩淪陷的責任,但最終以“議功”之例免罪。
針對攻擊楊嗣昌的上疏,崇禎帝也一概留中。
朱由檢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進宮內,宣佈:“楊嗣昌系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鑑裁;況尚有才可取。”
接著朱由檢訓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嗣昌,姑饒這一遭。”
楊嗣昌以輔臣之禮葬於龍陽縣,兩年後張獻忠破武陵,扒開楊嗣昌的墳墓並燒其靈柩。
針對愈演愈烈的明末農民起義,楊嗣昌奪情起復兵部尚書後,就於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向崇禎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匪戰略。
楊嗣昌將農民軍重點活躍的陝西、河南、湖廣、鳳陽作為“四正”,這四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剿為主,以防為輔。
將“四正”周邊的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作為“六隅”,這六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防為主,以剿為輔。
“四正六隅”合為“十面網”,如果農民軍在陝西,那麼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各巡撫張網六面合圍。
以此類推,農民軍出現在“四正”任一地區,都會有六個巡撫張網以圍困之,而五省總督和五省總理則負責剿殺。
這是楊嗣昌抓住農民軍流動作戰的特點,而精心設計的圍堵戰略。
楊嗣昌鑑於農民軍主要活動於夏秋兩季,冬春兩季天寒地凍不便流動,所以他選擇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個月作為圍剿之期,把主戰場擺在河南、陝西兩省,分別包圍,各個擊破,決不能讓盤踞在陝西的闖將李自成、過天星惠登相等部進入河南,也不能讓河南、湖廣等處的各部與之會合。
為此,嚴令陝西巡撫阻斷於商南、雒南,鄖陽撫治阻斷於鄖陽、襄陽,湖廣巡撫阻斷於德安、黃州,安慶巡撫阻斷於英山、六安,鳳陽巡撫阻斷於潁州、毫州,應天巡撫堵於潛山、太湖,江西巡撫堵於黃梅、廣濟,山東巡撫堵于徐州、宿州,山西巡撫橫截於陝州、靈寶,保定巡撫飛渡延津一帶。
然後五省總理熊文燦率邊兵,監軍太監劉元斌率禁軍,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部,同心並力,合剿中原,擺出不盡不休的架勢。
倘闖將、過天星等部越潼關東出,則總督洪承疇率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等部追蹤東出,務求合殲於中原。
對於這樣的佈置,楊嗣昌顯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證:“下三個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結之局”。
雖然楊嗣昌未能完成“三月滅賊”的許諾,但在之後一年中確實起效,張獻忠走投無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僅剩十八騎,其他各支農民軍也相繼表示投降,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一度有迴光返照之象。
但楊嗣昌與滿清和談的計劃流產,導致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禎帝急忙把圍剿農民軍的洪承疇、孫傳庭等調入京師勤王,楊嗣昌非常反對,力爭:“賊未絕種,承疇、傳庭宜留一人於彼鎮壓。”
崇禎帝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納。
隨著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張獻忠再舉反旗,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計劃宣告破產。
可以說,如果把崇禎的皇帝位置給楊嗣昌坐的話,楊嗣昌很有可能讓大明起死回生。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之說。
也很少有幾個皇帝能有大臣厲害。
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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