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6 努爾哈赤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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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又說：“興之、揚之、定之，悉在於天，非人力所能強得也。”

對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間是非這一點，至少在天聰四年，1630年以前他還是信從的。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在遺朝鮮國王李倧書和致明寧遠守將袁崇煥書中都說：“惟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乃以我為是，以明為非。”

對“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親率軍隊徵明，一舉攻克遵化城時，興奮地宣諭將士：“已蒙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此之佑命錫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極對上天“佑命錫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綜觀皇太極一生言行，可以看出，雖則他對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則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灤州得而復失之後，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親率大軍進攻大淩河，臨行前他對諸臣說：“今日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於心。”

對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後金心中沒底，流露出天命無常的思想意識。

天聰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錄章京劉學誠條奏建天地壇，皇太極覽奏後答曰：“至於建郊社，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承天心，恭議大典，未晚也。”

更為明確地表述了天命無常的思想。

在皇太極看來，天命無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歸於後金是個未知數，但君主在上天面前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天意是可以透過君主的行為來改變的。

他吸收了中國原始儒學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進步天命觀。

他對文館諸臣說：“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子，為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鑑而已。”

皇太極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只有“體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稱。

戰略思想上，皇太極在國力較弱之時，曾採取對明暫時議和，以爭取時間的戰略。

但大臣們都知悉入關奪取明政權是皇太極的夙願；即所謂“皇上志在中原”。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後金與明的寧錦之戰，大小數十次，後金以失敗告終。

是年，因朝鮮李倧政權採取敵視後金之策，剛剛繼位的皇太極，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島的毛文龍，順擊李氏政權；直至李倧請和。

但此時的後金與努爾哈赤之時已不同，後金勢力已經壯大，並不懼怕李氏政權從後方對其攻擊。

故皇太極要採取的是進攻戰略。

但皇太極的決定卻遭到貝勒們的反對；故後金統治集團內部戰略思想出現爭議。

皇太極是透過盛京君臣大討論，對明、蒙、朝三大敵方勢力進行戰略判斷，並及時地對原有判斷作出調整。

皇太極最終戰略目標是明朝，攻明戰略是指導戰爭全域性的原則性、綱領性任務。

但貝勒們的“共識”中'有一個“隱患”，就是太過輕鬆地估計了對明作戰；沒有深刻地考慮到對明作戰的曠日持久；這一點只有皇太極有思想準備。

在總的戰略之中，根據戰局發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決後顧之憂。

而從天聰年間起，四次入關征明，也證實了要滅明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這正如皇太極的伐大木理論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樹，需要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僕。

明朝雖已腐朽不堪，但作為一株百年大樹，尚未達到自僕的程度。

而先解決李氏政權這個後顧之憂，無疑會為後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後顧之憂。

而後崇德年間迫使李氏政權臣服，確實證實了皇太極這一戰略思想的正確。

皇太極從天助神佑的天命觀出發，強調“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無道者，被天譴”。

皇太極認為自恃其力，恣行殺奪，人心未合，必然失敗；力行仁義，勤治農桑，發展經濟，擴充實力，爭取民心，就能立於不敗之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先後組建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完善了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