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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宣告《貳臣傳》編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讓明清鼎革過程中的洪承疇、祖大壽、馮銓等人,與“純一無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別”。
換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據以前,范文程就已經被確定為並非“貳臣”了。
這個判據並不都是乾隆帝拍腦門想出來的。
清前期關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對忠誠觀念界定的問題。
在明清鼎革之際,人們面臨許多選擇,後人應該怎樣評述這種選擇,怎樣的選擇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贊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為一個重要指標。
只不過是大清的國史館對這一指標執行得非常機械,畢竟是皇帝親自批示的標準,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傳記的歷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貳臣”,進而導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顯或事蹟不多、主要事蹟都在降清後,又或許是對清朝開國頗有立功之人,也被劃入了“貳臣”行列,如鮑承先,原來是明末為參將,降清後屢有戰功,官至秘書院大學士、張勇平定“三藩之亂”中立有大功,、衛周胤在明末為監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後授原官,後官至兵部侍郎等。
這些人列名史傳,原本是清朝對他們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標準,國史館機械執行,讓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傳記列入“貳臣”,反而成了貶斥。
在這種情況下,《貳臣傳》的編纂變為一種無意志的機械工作,入選與否已經和忠誠觀念不盡相同,失去確立忠誠觀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與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職位、繼而投清,故入《貳臣傳》。
尚可喜與耿仲明都沒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
這裡也可以看到清國史館處理人物時的僵化之處。
耿仲明、耿繼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貳臣傳》、《大臣畫一傳》、《逆臣傳》三處。
至於吳三桂,是因為他入了《逆臣傳》,因為“三藩之亂”之故,就不再選入《貳臣傳》。
韋寶在現代的時候聽聞過不少關於明末和清朝的事,社會各界紛爭很多,比如清軍入關建立王朝是不是撿漏?
清朝是不是“三無”王朝,無明君、無名將、無名仕。
只是歷史就是歷史,無法更改,韋爵爺所能做的主要是兩件事:還原歷史真相,然後就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稍微修正一下歷史,往稍稍好一點的方向發展,即便無法改變歷史大勢,至少能多保護一些在原本歷史中死於非命的老百姓也是好的。
況且,韋寶還能填補很多空白,這個時候的世界可不像是後世,到處都是人,其實這個時代,全世界的利用率估計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大把大把的空地沒有開荒,沒有人煙呢,這些都等著韋爵爺卻填補,這可不是改變歷史,這是填補空白,填補歷史空白,呵呵。
隨著努爾哈赤的一聲令下,山海關外的八旗兵大營之中不斷響起人喊馬嘶之聲,所有人一陣忙碌。
上萬大軍想立刻整隊出發是不容易的。
八旗兵出動的速度肯定要比明軍快的多,他們每個人有固定的馬匹,帶的裝備也少,不用像步兵那樣準備很多糧草還有輜重。
但必須攜帶的乾糧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得帶夠三日之內食用的乾糧。
這還是在常規情況下,在沒有特別命令的情況下,否則,要遠端追擊,供應補給困難的情況下,會攜帶更多。
這一回,努爾哈赤並沒有特別命令,努爾哈赤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只派兩三千人象徵性的追一追的話,他不甘心。
但是攜帶大量乾糧,玩命的去追,除了與內喀爾喀打的頭破血流,也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內喀爾喀有兩三萬能征善戰的壯丁,別說帶上萬人去,就是這次出征的四萬多大軍全部出動,也肯定無法將內喀爾喀剿殺乾淨。
他是騎兵,人家蒙古人也是騎兵,打不過他是一回事,跑還跑不過他嗎?
所以,雖然帶了一萬大軍出征,但努爾哈赤也就準備打一仗算了,沒有想過追著內喀爾喀一直打,打到人家和他拼命。
這回內喀爾喀十多萬人叛逃,讓努爾哈赤的心情愈發的低落。
似乎自從有了這個韋寶之後,努爾哈赤做什麼都不順利。
預料之中的拿下遼南沒有了著落。
雖然遼南一片荒蕪,拿下來了也沒有多大用處,但總好過落到明人手中。
尤其聽聞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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