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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

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

東林黨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奸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

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閹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

此後,明末的黨爭屢經反覆,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明神宗、魏忠賢等既貪財,自然上行下效,養成一派貪汙風氣,出現“官以財進,政以賄成。”

天啟年間黃尊素曾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

對此,他不禁嘆息道:“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為市,我朝相業可觀矣!”

魏忠賢任用閹黨周應秋為吏部尚書,公然按官職大小索價,每天得賄銀一萬兩,人稱週日萬。

明中期以後,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

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

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宗室的佔地情況。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

蜀王一府佔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併土地的結果,造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有詩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

神宗的弟弟朱翊鏐分封衛輝,佔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

福王朱常洵是神宗愛子,朝廷堅持要按潞王標準給田四萬頃,經過廷臣和地方官員的力爭才減為二萬頃。

瑞王分封於陝西漢中,朝廷賜給贍田二萬頃,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攤繳租銀。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裡。勳戚和太監侵佔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輔地區。他們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係,透過請乞等手段攫取**土地建立莊田。如明武宗時,太監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佔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

權監魏忠賢一個人就****多達萬頃。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勳戚倚勢請乞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末。

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隨從尉軍三十名。”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作用。

明代的財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實物為主,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等折色的地位逐漸上升,成了國家收支的主要體現物。

大致說來,供政府開支用的歸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庫。

從礦冶徵收的稅金和漕糧改折的金花銀,照例解送內承運庫,除了一小部分作為武臣的俸祿,絕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財,一般稱為內帑。

由於明中後期皇帝揮金如土,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金花銀滿足不了他們的欲壑。

從明武宗開始,就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內用。

萬曆年間,寧夏、朝鮮、播州先後用兵,花去了大量軍費。

朱翊鈞又以婚禮、珠寶、袍服等名義,向戶部索取白銀多達一千餘萬兩。

更加上乾清宮等修建工程,最後弄到“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縣還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時之需。

後來幾次下令,把外庫的藏銀輸解戶部。

如天啟六年,根據南京操江御史範濟世的建議,熹宗朱由校釋出上諭說:“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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