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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問的問題是:“關鍵誰能保證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們手裡就能控制好呢?”
天啟皇帝朱由校提出了問題的核心,而且還非常的精準。
而韋寶韋爵爺的回答卻是,可以將海關和水師都交給東廠太監們去管。
韋爵爺的話,可以稱得上技驚四座了,任憑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答案。
因為韋寶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獨擔心的,最最擔心的,就只有一條,經濟失去控制,錢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師失去控制,養出海上的軍方。
韋寶將錢和軍隊都交給太監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但是韋寶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監只能偷偷攬權,至少不是名正言順的,所以言官們才敢於一個個的跳出來撞牆當忠臣。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皇帝將君主權力賦予一部分給自己的家奴--宦官,讓他們去幹預朝政,就會形成宦官專權。
這種現象的形成可能有兩個決定因素,一個是皇帝受到來自外朝文官集團,包括帶兵武將的威脅,另一個是皇帝個人權力與文官集團權力的對比。
前一個因素決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權利有多大,他感覺到來自文官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讓他們去制約外朝群臣。
後一個因素決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就算皇帝極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團足夠強大,就能挫敗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干預政事,對宦官控制很嚴。
朱棣因奪帝位曾得助於宦官,故視他們為親信,設東廠,由宦官主持。
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分鎮等大權,為後來的宦官專政提供了條件。
宦官專權,始於英宗時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寵信,權勢益熾,跋扈不可制。
明初鑑於前代宦官之禍,制鐵牌置於宮門,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防範嚴密,宦官無機可乘。
朱棣起兵“靖難”,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許多宦官立過戰功。七八中文
如狗兒、李興、鄭和、馬靖等,開始受到重用。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雖然宦官參與了不少政治活動,但還沒有達到專權的程度。
明英宗時,開始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
太監們可以利用司禮監干預朝政。
在宦官24衙門中,司禮監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權力極大。
“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
勢焰在內閣之上。
操縱政府官員的任免,甚至左右內閣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
擔任鎮守和守備等職務。
操縱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殘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監們,權力升級,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專權,成化年間的汪直專權,武宗時期的劉瑾專權,熹宗時期的魏忠賢專權。
正統年間,王振在朝中擅權,屢次對麓川用兵,勞師糜餉;挾英宗親征瓦剌,致遭土木之敗。
成化年間,由於明憲宗耽於逸樂,不問政事,遂使宦官得勢。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銘、梁芳、錢能、韋興、陳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勢力大大超過東廠和錦衣衛。
逮捕朝臣,有時先下獄而後奏聞,有時旋執旋釋,竟不奏聞。
屢興大獄,激化了朝臣與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權勢胡作非為,人們“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
武宗時,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稱為“八黨”,也稱為“八虎”。
劉瑾最為專橫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寫兩份,必須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
內閣大學士焦芳、曹元都是劉瑾的黨羽,焦芳甚至跑到劉瑾家中去辦事。
北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朱皇帝”、“劉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劉瑾)。
明末皇帝不親理朝政,大權由貪婪的宦官集權把持。
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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