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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魏忠賢,客巴巴要更加忠於皇帝。

在客巴巴看來,韋寶比起魏忠賢,肯定對大明,對皇帝有用的多。

“奴婢是覺得魏公公太過多心了,就演算法子都是韋寶想出來的,韋寶能讓顧秉謙他們幾個提出來,就是不想太引人注目,這是韜光養晦,把功勞讓給別人,對於這麼年輕的人來說,很難得。而且,韋寶沒有說他自己去做,得了好處,還是朝廷和陛下得好處,他可能什麼都撈不著啊。”客巴巴道。

魏忠賢差點沒有被客巴巴氣死了。

剛才客巴巴兩邊不相幫,還比較公允,現在就完是幫著韋寶說話了。

朱由校聞言點了點頭,覺得客巴巴說的很有道理,遂對魏忠賢道:“魏公公,朕今天累了,你退下吧。”

“是,陛下。”魏忠賢憂心忡忡的說一聲,小碎步退了出去。

只要是懂一點明末歷史的人,,什麼“天啟年間財政收入主要是各種商業稅”啊,什麼“東林不徵商稅”啊,都是不會亂說的。

東林抗稅,阻止朝廷收有錢人的稅,山林礦產的稅也不讓收。

事實恰恰相反,在歷史上這麼幹的正好是閹黨而非東林。

前有東林成員汪應蛟開徵商稅,後有李起元提出徵榷稅,卻被閹黨骨幹崔呈秀給否了。

雜項加派、關稅加派其實都是東林黨搞出來的。

汪應蛟《計部奏疏》,李起元《計部奏疏》,只看其中幾篇奏疏,都是東林黨在提議徵稅。

魏忠賢既沒有能力解決財政問題,也沒有能力保證邊軍軍餉供應。

汪應蛟在天啟元年剛當上戶部尚書的時候,就提出了多項財政開源措施,比如:鑄錢、典鋪酌分、屯糧、抽扣工食、平糴穀倉、東征事例、房屋稅契、撫按捐助、節省鈔關銀、僧道度牒、催兵部馬價銀、南直牧馬地、南糧改折、庫折布粟等。

這些也就是所謂的雜項,總共可額定徵收約296萬兩。

其中典鋪酌分、房屋稅契就屬於商稅類別。

房產稅契:凡有土地就有過割,有過割就有稅契。

民間房產買賣之時,酌定稅契每兩徵收二分,也就是房產交易稅,額徵近29萬兩。

典鋪酌分:從事典當生意的商人,獲利甚多。

將各省的典當鋪按資產分成五等,每年分別徵稅十到五十兩不等,額徵19.5萬餘兩。

後來正式還徵收“優免丁糧銀”,明代文武職官、舉、監、儒、吏等類人員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賦、力役的特權。

現除生員依舊免徵外,其餘文武職官舉監儒吏也酌收優免丁糧銀,共額徵44.4萬餘兩。

這都是東林黨搞出來的。

相反的是,在魏忠賢執政期間,甚至免除了陝西的榷稅。

天啟年間,一年的遼餉收入大概就有400萬兩,這還僅僅是遼餉。

左光斗在天津屯田搞得有聲有色,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間,積極提拔屯田人才盧觀象,同時還主張把農政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標準。

除此以外,左光斗針對北方人不擅長種植水稻,而北方賦稅要比南方要輕的特點,招募南方人來北方教北方人種地。

同時還開設“屯學”,這個“屯學”就是專門為屯軍及其子弟設立的學校。

要想進入“屯學”學習,還需要學騎射;錄取的屯生,還給予一定的土地讓其耕種。

屯學童生還可以直接免去縣試,直接院試。更好的是,屯田、屯學還不用國家財政支出,做到了自給自足。

“昨歲六百畝,今為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綱,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績。

楊漣在常熟知縣任上幹得也很好,萬曆四十二年國“舉廉吏第一”。

楊漣重視教育,增置學田八百畝,增置義田三百畝收租,用以學校開支。

楊漣捐俸築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稱楊公堤。

大明朝的商業稅主要分兩大類:關稅,包括內地關稅和海關關稅。

其中內地關稅又分鈔關稅,工關稅,門稅及過壩稅,船稅。

然後就是雜項,包括塌房稅、酒醋稅、漁課、契稅、市肆門攤稅。

天啟六年,九邊拖欠的餉銀份額分別達72.38%(約237萬兩)和61.29%(約201萬兩),錢都去哪了?

天啟元年拖欠份額是36.58%,二年20.54%,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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