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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打不到。

根本上在於國家政治體系和經濟方向的脫節。在國民經濟向近代化轉變的時候,國家的稅收體系,卻依然保持在農業社會。

明朝張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讓國家跟上這個轉型,但可惜張居正改革只維持了10年,整個轉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後造成了亡國的惡果。

明朝的工商階級帶給明帝國的巨大傷害。那些工商階級在朝廷當中都有著強大的政治代言人為他們鼓舌,小商人三十稅一,而大商人又因為家裡有人有功名,所以直接免稅。

龐大計程車紳集團和宗室集團在全國範圍內圈地,導致流民叢生,失去了土地的流民迫於生計,就只有淪為盜賊。

工商階級他們不僅自己逃避稅賦,還想盡辦法阻止朝廷開源。

山西財團把持了和蒙古以及女真的貿易通道,揚州的鹽商也基本上以山西人為主;江南財團為了壟斷海上貿易,不僅阻止朝廷開放海關,還直接夥同水師飄沒朝廷重金打造的艦船。

而在明末,軍隊對外作戰的軍費和歷次加餉,都是直接施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時間短了還好說,時間一長,莫說小農,中農富農都要破產。再加上明末嚴苛的氣候環境導致的饑荒,因為饑荒而蜂起的義軍,讓龐大的明帝國直接喪失了它的統治根基。

明末的時候,鈔關的收入是繼田賦、鹽稅之後的第三大財政收入。明代的鈔關,是明政府在運河(京杭大運河)、長江這兩條當時國內最為主要的水路要衝和商貨通道沿岸所設定的關卡,其主要任務是對過往關卡的商船、商稅進行徵稅,課稅的物件主要集中在長途販運貿易的行商身上。

其所徵稅的鈔關稅是明王朝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到了中後期時,其成了僅次於田賦和鹽稅之外的第三大財政收入,地位日顯重要。

此外,其同當時的商業以及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基層的百姓經濟生活層面,其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明代的財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為了供應北部邊疆地區,防備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的入侵。

永樂時期還常常採取主動進攻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往往耗費太多人力物力,遊牧民族也不是待在某個地方等著你來進攻,所以永樂以後就基本不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了,在所謂九邊地區建立大量的防衛體系和大規模的駐軍。

人數這麼多,那麼軍餉問題也就凸顯出來了。應付軍餉主要採用幾種方式:屯田;民運;京運。屯田主要是軍屯,但永樂以後大量屯地被私人佔據,軍屯的收入也就急劇減少。

民運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但邊關一帶的土地也比較貧瘠,民運一般是將糧食從數百里之外運到邊地去。

後來這些負責民運的人也嫌麻煩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僱傭專門的商人處理這件事情。

再到後來民運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中央財政撥款,拿著銀子到邊關附近買糧食再供應當地的軍隊。

所以,韋寶聽見孫承宗提錢,就覺得很好笑,因為不是去年前年,也不是今年明年,明末的明廷,將再也不會有有錢的時候!

孫承宗提錢,是最大的利器,誰有錢,誰說了算,他是督師,不從兵法上議事,倒是從銀子上議事,的確高明。

這回要不是韋寶捐輸了24萬兩白銀,祖大壽上哪兒能對建奴用兵?

“你們現在知道說銀子不夠了?那韋寶捐助24萬兩紋銀的時候,為什麼還一定要立即對建奴用兵?為什麼不能調整戰略,先用在加固城防上?”孫承宗問道。

仍然沒有人說話,祖大壽覺得自己這個時候不說話不行了,因為孫承宗這個問題已經是針對他一個人在說話了。

“督師大人,以攻為守,也未曾不可吧?即便那24萬兩紋銀全部用於城防修固,一時半會也完工不了,倒不如暫且先用來對付建奴,讓建奴疲於兩面作戰為好。這樣的話,錦州城和寧遠城也能暫且避免成為建奴攻擊的方向。”祖大壽辯解道。

“我沒有說你祖將軍的做法有問題,我們這不是在商議嗎?你祖將軍現在就一定能保證,今年之內建奴不會對錦州城和寧遠城一帶大舉進攻了?一定能保證在建奴進攻之前,能將兩處城池修繕完畢嗎?能保證修繕之後的兩處城池固若金湯嗎?”孫承宗發問道。

祖大壽暗怒,我保證個屁啊!你堂堂督師不保證,要我一個參將保證什麼?搞不懂孫承宗今天開這個會到底要說什麼,遂也堅決閉嘴,打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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