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2 祖大壽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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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多大。

因為江南的賦稅收入佔了明代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稅收得起來，朝廷的財政收入就多一些。

蘇州府一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遠地區的布政司的收入還多。

南直隸地區的財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謂的“江南重賦”，官田的租額要遠遠高於民田的賦。

其實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佔有的土地，只是歷史上官田是宋末賈似道收購的宋代的國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時候就延續了原來的租額。

到正統年間，很多官田就因為天災或者重賦等原因被拋荒或著以“飛灑”“詭寄”等方式隱匿了。

這樣一來官員為了達到“原額”就不得不將多餘的賦稅攤派到其他的土地上。

如此迴圈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剩餘的土地不得不承擔更多的賦稅。長此以往是容易出問題的，而且朝廷也很難收稅了。

所以正統年間開始有所謂的“周忱改革”，簡單來講這次改革就是不再區別官田民田，把賦稅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劃分等則，以一定比例徵收田賦，而且田賦的徵收是以銀子為結算手段的。

從正統年間開始，以江南地區為主的財政改革就逐漸展開了。

大體的趨勢是實物折銀，賦稅的稅種逐漸減少，實際上就是把賦稅之外非法加派的雜稅也算進去合為一種稅。

同時勞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銀子結算，以每戶所擁有的土地作為繳納多寡的標準。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系列改革開始無意識地出現一種“量入為出”的觀念，官員每年需要預估本年度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這個額度徵稅。

正統年間到萬曆年間的一系列改革實際上就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內容。

所以，與其說一條鞭法是張居正的發明，不如說只是張居正對之前的一系列財政改革的承認，或者說是張居正在總結了前人的經驗之後，繼續推行罷了，並不是張居正的首創。

實際上，明代的財政體系到張居正的時候已經較為完善了。

可惜萬曆三大徵，加上後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餉，在原有徵稅的基礎上又增加賦稅。地方不堪重負，農民暴動和奴變此起彼伏。

明代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鹽法敗壞，與鹽法息息相關的鈔法也很早就廢弛了。

大明的財政收入剛開始比宋朝前期是高不少的，但是宋朝中後期的鹽酒茶稅上來後，明朝收入就低於宋朝了，但差距也不大。

收入低於宋朝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的賦稅長期不增長，反而有下降趨勢。

明朝的財政收入從朱元璋到朱棣時期是有增長的，但從永樂後期開始就有下滑跡象，到了宣德改科之後基本是出於穩定震盪的，直到明末漲稅。

明代的國庫並不只有太倉庫，太倉庫還可分銀庫及糧庫，通常說的是銀庫，事實上光北京的庫所就可以數出幾十個，主要的外庫儲銀庫即戶部太倉銀庫，工部節慎庫，兵部太僕寺常盈庫，名義上隸屬於禮部的光祿寺銀庫，這些庫所是北京收銀貯銀重要地點，其中太倉銀庫是歲入白銀最高的。

而即使是太倉庫，在明朝後期歲入也突破了千萬，最後幾年更是年年歲入兩千萬兩白銀以上。

明朝自己有個稅目就叫商稅，含義很狹隘，明朝商稅稅率很低，所以沒什麼商業稅收。實際上明朝商稅種類不少，而且種類是有增長的；且稅率大多是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之類的當時的通行稅率，不存在說定低了。

明朝收不上來稅純屬技術問題，或者說是自己作死。

北宋是中國白銀產量最高的朝代，也是中國白銀存量較高的一個朝代，不過由於一系列原因，在宋末尤其是元朝，中國有大量白銀外流，因此造成明初白銀價值居高不下，一兩白銀價值高的時候可以換四五石米。

所以可以看出，明初商稅並不低，那麼為啥明初永樂及永樂之後商稅就走低了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寶鈔崩潰以及後續政府的財政操作混亂導致的。

明朝前期財政歲入明顯優於宋朝前期，不過由於北宋後期財政的增長，有不少是過度收稅及通貨膨脹，如果減去這些不合理增長，增長幅度也不是特別大，畢竟是農業社會。

而明朝財政長期無增長甚至是下降，後期超過但也不多。

明朝中後期財政收入沒宋朝多，原因主要是自身寶鈔崩潰和財政思想保守。

但看糧食收入就能看出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