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1 光海君李琿和金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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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

隨著後金的威脅日益嚴重，波及整個朝鮮的廢母鬧劇遂告收場。

在此期間，大北派又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製造申景禧之獄，使定遠君的兒子綾昌君李佺（朝鮮仁祖之弟）成為又一個犧牲品。

至此，光海君王位的威脅者基本被清除。

進入萬曆四十六年（1618）後，朝鮮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由“廢母”問題轉移到外交問題。

當時，出身建州女真的努爾哈赤初步統一女真各部，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稱汗，建立後金政權。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襲擊明朝撫順，揭開明金戰爭的序幕。

在此前後，明金雙方都在拉攏朝鮮，後金自萬曆四十五年（1617）冬到薩爾滸之戰前至少四次致書朝鮮，開示反明之意，離間明鮮關係。

萬曆四十六年（1618）閏四月，朝鮮方面正準備將“胡書”報告明朝，明朝遼東巡撫李維藩、鎮江遊擊將軍丘坦、薊遼總督汪可受要求朝鮮出兵助明的諮文、票文和檄文就接連送來了。

面對明朝的徵兵要求，光海君與眾臣意見對立，他認為：“我國三邊防備自守不暇，舉單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並判斷：“老酋桀驁，雖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舉剿滅”，要求備邊司搪塞明朝，並勸告明朝也慎重對待，自己始終不願出兵。

而絕大多數大臣都主張出兵以報答明朝再造之恩，同時消滅努爾哈赤也對朝鮮安全大有裨益，包括光海君最重要的支持者禮曹判書李爾瞻和領議政鄭仁弘。

只有黃中允（南人）、趙纘韓（南人）、樸鼎吉（大北）、李偉卿（大北）、樸自興（小北）、任兗（大北）、尹暉（西人）七人不支援出兵，不久之後他們迫於眾議改變立場。

光海君從明朝徵兵的環節問題下手，認為李維藩等人只代表遼東當局，不代表皇帝，必須皇帝下旨才能出兵。

他便派使者去北京打探皇帝的旨意，順便呼籲豁免派兵，最差的情況也是隻在鴨綠江畔虛張聲勢而不越國境，於是以弘文館校理李埁為齎諮官，將朝鮮的請求報告遼東當局；又以右副承旨樸鼎吉為聖節兼陳奏使，直接入京嚮明神宗請旨。

此時負責討伐後金的明朝經略楊鎬已經出關，他會見了李埁，讓他向朝鮮國內送去自己的諮文，表示已接到皇帝“鼓舞朝鮮”的旨意，要求朝鮮必須出兵一萬以助明。

樸鼎吉在途中被楊鎬阻止，後來又一路聖節兼陳奏使尹暉來到北京，得到了皇帝要求朝鮮服從楊鎬調遣的聖旨。

光海君迴避出兵的最後希望也破滅了。

楊鎬諮文被送到朝鮮後，光海君就已知道無迴旋餘地，遂調兵遣將，徵發三手軍（炮手、射手、殺手）人，加上其他人員共計餘人，以晉寧君姜弘立為都元帥，北兵使金景瑞為副元帥，這對朝鮮而言已是相當精銳的陣容。

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朝鮮軍隊開撥渡江，隸屬南路明軍劉綎所部，參與圍剿努爾哈赤的戰爭。

三月初，中路左翼的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慘敗，主將杜松陣亡。隨即北路明軍也被擊敗，主將馬林單騎逃回開原。

經略楊鎬急忙命李如柏、劉綎撤回，但劉綎已經深入後金境內，三月初四在阿布達裡岡中伏敗死，同日朝鮮軍也在深河遭到後金襲擊，金應河以下數千人力戰陣亡，姜弘立則率5000殘兵敗將投降後金。後來有1400餘人逃回朝鮮。

深河之戰的結果應驗了光海君的預料，堅定了他推行“中立外交”的想法。此後他在明金兩國間施展縱橫捭闔的外交技巧，多次拒絕或拖延明朝的再徵兵請求，對於後金則儘量不刺激，與之進行國書往來。

自努爾哈赤興起以後，朝鮮可謂國難當頭，光海君與朝臣圍繞外交問題發生分歧與爭執，他經常不與備邊司大臣討論就直接透過承政院下達旨意，備邊司曾抱怨道：“臣等當上國徵兵之日，不能出一奇策，唯當奉行睿算之不暇，何敢有一毫搪塞之心哉？”

更重要的是，光海君奉行中立外交，在深河之戰後包庇降將姜弘立、一味逃避明朝的再徵兵要求，堅持向後金傳達國書，引起包括大北派在內的幾乎全體朝臣的反對，也導致光海君與其支持者李爾瞻一派關係的微妙變化。

本來李爾瞻等在光海君的縱容下，自七庶之獄以來以“討逆擔當者”自居排斥異己，將與金悌男有聯絡及反對“廢母”之議的人士幾乎全部逐出朝廷，使大北派獨佔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