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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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是藩王繼承皇位，缺乏處理朝政的經驗，所以十分重視“經筵講學”，並將“經筵講學”制度化，甚至成為嘉靖初年時局變化的風向標。

所謂“經筵講學”就是請翰林院的學士，將治理國家的經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給皇帝聽，講官負有指導皇帝治國安邦的責任。

自明朝開國以來，經筵講學都擺在朝政大事之首，但是明初的經筵講學尚無定日，也無定所，只是令一些文學侍從之臣不定期地進行經筵講學。英宗正統元年，經筵講學被確立為朝廷正式制度，並沿襲到子孫後代。弘治皇帝最為重視經筵，從大小經筵演變成經筵日講。但是正德皇帝除外，他往往以遊幸為名，經常不去聽講，經筵如同虛設。

對於經筵講官而言，負有重大的訓導責任，不僅要透過典籍，講授治理國家之道，還要將現實朝政利弊體現在經筵講學之中，並且要求將經典大義，聖學心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明白易懂的語言教授給皇帝。

經筵講官可以說是與皇帝接觸最為密切的官員，皇帝往往會向經筵講官請教處理朝政的經驗和方法，而經筵講官也可以將自己的政見直接面奏皇帝。所以經筵講官的選拔標準非常嚴格，在政治上要德才兼備，品行端正，穩重老成，顧全大局，在學問上要博古通今，學貫政經，學以致用。那些心術不正，心浮氣躁，心懷叵測，結黨營私者決不能濫竽充數。

嘉靖對經筵講官更有嚴格要求，經筵講官不能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要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傳授真正的治理國家的方法和經驗。嘉靖對內閣挑選的許多照本宣科的經筵講官非常牴觸和厭煩，決定對翰林院學士選拔制度進行改革。

正好此時發生了汪佃事件，也就是史稱的“經筵風波”。有一次經筵講官汪佃在經筵日講中講授《洪範？九疇》，嘉靖聽後非常不滿意，對他提出種種潔問時又無以回答，所以認定汪佃講讀失誤，答辯遲鈍。

更令嘉靖惱火的是，汪佃在講授中影射大禮儀之爭，把大禮儀之後發生的一切禍患、災異都歸結到大禮儀之爭上。於是嘉靖乘機對翰林院進行大膽改革，要求內閣對翰林院諸位講官進行考核，稱職者留用，不稱職者量材外放其他官職。

於是透過幾次嚴格考核，在諸多講官中甄別出不稱職者多達22人，統統罷免外調，汪佃被罷免外調至寧國府當通判。嘉靖還責令內閣從地方選拔博學多才，德才兼備，又有實踐經驗的官員補充翰林院缺額。

顧鼎臣在幾次考核中成績都是優秀，而且名列榜首，被嘉靖擢升為翰林院掌印學士。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顧鼎臣在經筵日講中向嘉靖進講宋朝大儒範浚的《心箴》。

顧鼎臣的講授，不僅深入淺出，舉一反三，而且敷陳剴切，赤誠勸誡，大大觸動了嘉靖的內心世界。嘉靖聽後大為稱讚，被他譽為“正心之助”。

嘉靖因為受到顧鼎臣經筵講學的啟迪，幾天來味思其意，在總結了自己學習心得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發揮，為《心箴》寫了一篇註釋。

嘉靖的註釋是：宋儒範浚作《心箴》，說茫茫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以太倉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者，非以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

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與人道違哉？故範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於範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

顧鼎臣退朝回家高興道：“皇上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聖諭中說：‘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為正心之助，昨日自寫一篇，假為註釋，與卿等看。’看來我進講的《心箴》受到皇上的嘉勉，稱之為‘正心之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