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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1點,靜安寺路1472號(今南京西路)上的C.P.C咖啡館。 1944年《申報》上刊登的CPC廣告 CPC咖啡館自帶烘焙加工廠,是上海咖啡廠的前身 《國際月刊》的編輯曹雨溪坐在靠窗的一個座位上翻閱《文匯報》,他面前的桌上擺著一杯咖啡。 (文匯報,1938年1月25號於上海創刊,由於堅持民族正義和抗日立場,於1939年5月18日被迫終刊) 一個穿著西服戴著禮帽的男人手裡拿著一份《文匯報》走進咖啡館,巡視一圈後坐到了曹雨溪身後的座位上。 男人剛將禮帽摘下放在身邊的座位上,服務員走了過來: “您好,先生,請問您...” “來杯錫蘭紅茶。” “好的先生,您稍等。” 服務員轉身離開後,男人將後背靠在椅背上: “曹編輯,丁處長對你的工作很不滿意,三個月了,一條大魚都沒釣上,日本人已經下最後通牒,四月底之前再沒有建樹,你們《國際月刊》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你跟丁處長說一下,我已經有計劃了,最近就可以收網。” “希望你說到到!” 男人起身對著服務員指了指咖啡館外面,拿起禮帽和報紙走出咖啡館坐在了外面的椅子上。 ...... 1939年4月3日 星期一 藤田一郎一早就到了北四川路大橋大樓的上海日本憲兵隊本部報到。 對於他的任命,土肥原賢二也是費了一番功夫。 藤田一郎的軍銜是大佐,上海憲兵隊隊長三浦三郎的軍銜是少將,特高課課長大井英夫的軍銜是中佐。 (憲兵隊長及特高課課長姓名來自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晚年在臺北發表的《英雄無名》叢書第三部《上海抗日敵後行動》) 藤田一郎主動提出要加入特高課負責諜報,但是讓一箇中佐做大佐的上級又不合規矩。 土肥原賢二便任命藤田一郎為上海憲兵隊的副隊長分管特高課的諜報業務。 這讓三浦三郎和大井英夫都很不舒服,等於憑空從上面來個人在他們每個人手裡都分掉一大塊權利。 尤其是大井英夫,本來都是自己部門的業務,現在要情報還要向藤田一郎去申請,平添了不少的麻煩。 土肥原賢二向他們承諾這個藤田一郎任期不會超過半年,到時候就算他自己不走也會讓關東軍把他調回去,這才讓兩人答應暫時配合藤田一郎的工作。 藤田一朗對特高科的其他業務自然沒什麼興趣,他一進諜報組就調閱了周春生的檔案。 在瞭解到周春生在新京警察廳當過副廳長後,便讓自己在新京的戰友幫忙調查周春生的來歷。 接下來就是等待調查的結果。 ...... 上午八點,《國際月刊》雜誌社。 周冬凜剛將鑰匙插進自己辦公室的門,曹雨溪從他的辦公室裡探出了頭: “週記者。” “曹編輯,早啊!” “你現在有事嗎?沒事我想和你商量點事。” 周冬凜拔出鑰匙走了過去:“什麼事啊?” 曹雨溪將周冬凜請進自己的辦公室: “週記者,我想舉辦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哪方面的?” “就是我負責的時事評論版塊的,我們雜誌社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離不開那些參與評論的作者,上海需要一個敢說話、說真話的環境,那些作者的仗義執言給了我們辦好這本雜誌的信心,所以我想把他們邀請到一起辦一個座談會,共同研究我們後期的選題,雖然這些作者包括我都是人微言輕,但是《國際月刊》將大家聯合在一起就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嗯,是個好想法,你需要我做什麼呢?” “第一、我們一起去和金主編談這件事;第二、我想把這個座談會安排在工部局的禮堂裡。” “工部局禮堂?什麼意思?” “週記者,你就別瞞我了,你現在可是工部局的情報官,借用工部局的禮堂不就是你一句話的事。” 周冬凜笑著說道: “你訊息倒是靈通,那為什麼要借工部局的禮堂來辦這個座談會呢?” 曹雨溪抬起右手遮住嘴輕聲說道: “咱們雜誌社敢發表這些言論不是明擺著上面有人嘛,放在工部局裡辦不就表明了我們的後臺,這樣那些作者來參加不就可以打消顧慮了嘛!” 周冬凜驚訝的看向曹雨溪輕聲問道: “我們雜誌社的後臺裡真有工部局?” 曹雨溪笑著說道: “是真是假又如何,關鍵是引導那些作者怎麼想。” “行,我明白了,工部局那邊我去想辦法,不過白借肯定不可能!” “怎麼可能白借,當然會給租金的。” “那地方租金可不便宜啊。” “週記者,你先去談,租金的事我來想辦法,我之前在別的報社廣告部做過,拉點贊助還是沒問題的。”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辦這個座談會?” “我們雜誌正常是每月15號發行,我查過日曆,這個月16號是星期天,放在那天開座談會最好,前一期剛發行,新一期的論題就出來了,正好接上。” “好,那我們先去找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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