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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學?’孔子因而不悅,說:‘正是你,讓我厭惡口辯之人’
有言孔子弟子三千,這三千弟子皆讀書而學,非為政而學,所習之六藝,乃《詩》、《書》、《禮》、《易》、《樂》、《春秋》,又曰六經,而非禮、樂、射、御、書、數古之六藝。大王今日問東野固‘君子幾人可射、幾人能御、幾人敢戰?’,此言誤也。
我楚國任官取士,數百年來皆考校《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從未以射、御兩藝擇士。大王言今後任官取士皆從軍陣前三行中遴選,此大謬也。請大王務必收回成命,不然,楚國亂矣。”
右史之言乃是勸解,而非要教熊荊古之六藝和今之六藝的分別,但熊荊卻訝然失笑:“我今日才知,孔子就是個賣假藥的,難怪藥丸。”
“大王……”右史本以為熊荊是在反省,沒想到一開口就抨擊孔子,他雖非儒家,也聽不過去。“大王何出此言?”
“何處此言?”熊荊冷笑,他對儒家本就不怎麼待見,現在又抓住了證據,自然要嘲諷一番。“弟子拜孔子為師,送其十條束脩,為的是學古之六藝,孔子倒好,教的卻是他自己編撰的所謂新六藝,這不是賣假藥是何事?何謂賊夫人之子,這便是賊夫人之子。”
右史進諫的是不可用大王所言之法於前陣前三行任官選士,沒想到大王不顧主題開始嘲諷孔子,他不得不被熊荊引到‘賣假藥’這個話題上。“大王,古之六藝,乃天子造士之用,孔子之時,禮崩樂壞,權臣當政,弒君之事不窮,教弟子古之六藝已是不妥,故極重禮樂,講求文治;而射、御兩藝,射藝絕非三載五載可成,古之造士,十五歲學射,加冠也未必大成;御藝則需車馬,馬貴則萬錢,賤者也需數千錢,一車雙馬,耗費甚多,豈是十條束脩可抵?”
“那為何要言自己教的乃是六藝?右史不說,我還以為孔子教的是禮、樂、射、御、書、數,誰知道教的乃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假六藝,以假亂真,真是賊夫人之子!”
熊荊的較真讓右史錯愕,射與御都是殺人的,春秋弒君者眾,怎能再教之古六藝?孔子新六藝之所以廣被列國接受,一是國君贊同,畢竟用文士比用武士安全,楚國的宮廷教育也是受此影響而更改的;二是百姓贊同,此前他們無以為學,新六藝差點就差點,最要緊是便宜,十條束脩而已,真要學射、御,學費何止十條束脩,百條都不止。
“我楚國昔年本是五十里小邦,能成今日大國,可不是文士用嘴皮子說過來的,也非仁義禮教以德服人、讓他國主動投降過來的。今數千裡之地,全是戈戟殳矛打下來的。何人所打?我遍觀《檮杌》(楚國史書),皆為公族子弟,尤以若敖氏為甚,不以公族之中敢戰者為官為將……”
“大王,若敖氏乃叛亂之氏,”右史沒想到熊荊居然看遍了《檮杌》,再聽其提起若敖氏,不得不提醒出言提醒。
“叛亂便可抹殺若敖氏先祖之功勳?”熊荊訝看著他,瞬間有了些明悟:若敖氏叛亂怕還有一個背景,那就是文士取代大宗族所出的武士。當然,史書是文士記的,未必有這樣的記錄。“我心已定,當今之世,治國當以鐵血,而非禮樂,你不必再勸了。”
史官本只是記錄國君言行的官吏,隸屬天官系統。而這套天官系統完全來自周天子,甚至,按鶡冠子的說法,各諸侯國的史官皆由周天子親派,而不能由列國指定或自行培養。左史右史之所以密切記錄諸侯的言行,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監視和進諫,防止諸侯叛亂,等於是天子的坐間,而且這個坐間還是世襲。
楚國最早也有周天子所派的天官,但後來被走楚武王趕走,楚人擔任的史官雖秉承史官職守對國君也有勸解,但更多的任務是記錄。熊荊明言史官不要再勸,右史只好閉口不言。而這越來越寒冷的營帳裡,熊荊正在膏燭下發呆,然發呆未久,大營某處便傳來大大小小的呼喊以及接連不斷的鼓聲:秦軍襲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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