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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的語氣驚人地相似。只要他倆在,但凡想插句話,定是要拿出見縫插針的本領。

因為兩人知根知底,所以,他們常常互揭老底。

鑑於來自大陸的主持人都沒去過臺灣,2004年,愛鳳凰勝過愛自己的嘉耀熱心地給老闆和院長寫了份報告,大意是作為溝通兩岸三地華人的橋樑,鳳凰卻有許多主持人從未登陸寶島臺灣,如不能身臨其境現場感受,實在是有負“橋樑”的盛名。

大概覺得嘉耀言之有理,老闆和院長居然很快批示,照此辦理。

6月,以傳媒交流的名義,我們終於成行了。然而,七個人的旅行團中,卻唯獨了少了為我們跑前跑後張羅此事的嘉耀。或許是在電視上批判臺獨過於猛烈了,臺灣居然拒絕發給嘉耀進入寶島的通行證。

一路上,我們玩得興高采烈時,總不忘朝著香港的方向,說一聲感謝嘉耀。只有梁冬梁同學,趁此機會在嘉耀的傷口上無情地撒鹽。

剛到鳳凰,梁同學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沒那麼容易。例證之一是,一次,他回廣州過週末,順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當他抱了一摞唱片準備結帳時,突然聽到背後有人說:“怎麼梁冬也買盜版碟啊?”頓時,梁同學冷汗橫流,丟下唱片,倉惶而逃。

例證之二是,初到鳳凰的梁同學,年輕的心靈也曾經倍受摧殘。他不僅獲得了梁繼光的別名(取堵槍眼之意,無論什麼節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學挺身而出犧牲自己),還明明對體育不感冒,卻被硬生生地拉去做體育新聞。

一天,面對幾千萬電視觀眾,梁同學用他那全中國主持人中最不標準的普通話(方言主持人除外),將“女子杯世界足球賽”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唸了出來。同事聽到後,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盃女子足球賽”。走出演播室,梁同學居然對此毫無察覺,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學才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其實內心尷尬萬分),隨口說:“這沒什麼啦,我以前還曾經把賣火柴的小女孩念成過賣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偶爾,他們的表現也會南轅北轍。

2005年夏天,超級女聲的熱潮席捲了中國大地。當我和曹先生去現場觀看超女的訊息見諸報端後,剛剛升任資訊臺副臺長的嘉耀竟千里迢迢從香港打來長途,並在我的語音信箱裡痛心疾首、語重心長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為一個知識女性,作為一個嚴肅的專題節目主持人,怎麼能去追捧超級女聲呢?這實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識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這就是嘉耀吧,連開玩笑都一本正經!

其實,梁冬毅然決然地另謀高就,擔任管理職務,是早有苗頭的。那年在臺灣,大家去逛誠品書店。蓓蓓姐抱回了幾本講述養生之道的書,我則收羅了一大堆關於西藏的書。當我們發現梁冬如獲至寶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著的居然是厚厚幾大本管理學專著時,大家立刻面面相覷,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額頭,說一句:梁同學,你沒事吧?

如今,梁冬貴為梁總,嘉耀貴為董臺,對於這對活寶來說,我想升官發財倒是其次,關鍵是,從此,他們終於可以因距離而產生美了。

名字

念小學時,我喜歡這樣介紹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雖然年紀小,說起春秋戰國的這三個“子”,我的口氣卻不小,因為我知道,爸媽給我的名字足夠讓我有底氣。不然,從小到大,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對它感興趣!

到了美國,很多中國同學都用了英文名,我卻一直用著漢語拼音,Zimo。好在這四個字母發音簡單,美國人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叫出來,根本不用像說繞口令一般,和舌頭較什麼勁。

但我得到現在這個名字時,卻已經六歲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單名“虹”。

那時,我姐叫曾東,我哥叫曾方,我們三個合起來就是“東方虹”。

每次,收音機裡響起“東方紅太陽昇”的熟悉旋律,我都會用稚嫩的聲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對小朋友說,“看,又放我們家名字的音樂了!”

可是,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名字,對爸媽提起,他們卻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們的傑作,但響亮而又時髦的這三個名字,爸媽似乎並沒放在心上。

這是因為什麼,年幼的我並不懂得,也從未想去問過。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媽把我們三人叫到一起,說要為我們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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