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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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其中有一門學科叫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叫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叫經濟政治學，這就很說明問題。所以我也認為，就受賄者和行賄者而言，受賄者是強者，行賄者是弱勢的，無奈的，被逼出來的。如果說行賄者是可惡的，那麼受賄者就是可恨的，做為當權者，更應該消滅的是受賄者。”

說到這裡，大廳裡響起了掌聲。

可徐浩東卻一臉的嚴肅。

“各位，你們的掌聲不合時宜，至少不夠嚴謹。俗話說得好，一個巴掌拍不響，正如雞與蛋互為共生一樣，騙子與受騙者互為共生一樣，受賄者和行賄者也是互為共生的，這是唯物辯證法，是已被歷史證明了的真理，你們反對不了。我是當權者，我要反思，你們是企業者，你們也要反思，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發展進步。”

“現在，我談談一個詞，原罪。原罪一詞來自基督教的傳說，它是指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聖經中講：人有兩種罪，原罪與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遺留的罪性與惡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回顧世界各國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轉軌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經濟、法律和道德上的爭論也是不絕於耳。”

“那麼，我們如何認識我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呢？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國的漸進式改革，也是一個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根據某教授的分析，由於制度選擇集合的改變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發獲利機會，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該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從而完成對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這個過程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它的動力學機制取決於個別創新者的預期收益和費用，並且在正式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中還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問題。”

“具體到我國的改革，由於改革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開放、搞活的戰略方針，而這種政策的變動則相當於擴大了制度的選擇集合，由此導致制度非均衡下的獲利機會，改革便在距離權力中心較遠、創新風險較低的農村地區率先發起。改革初期，個別創新者由於突破了當時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於制度變遷的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存在，使他們的創新報酬少於作為整體的社會報酬，因此這種突破政策底線的原罪。其實，原罪並不一定是罪，即使是罪，也應該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贖。”

“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獲得機會已從一般商品市場轉移到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比如炒房團、炒煤團以及資本型富豪的崛起就是例證。但好的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和公平競爭環境並沒有跟著形成，特別是在要素價格體系遠未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加之行政特權、壟斷國企和超國民待遇外資的三重擠壓，我們的民營企業們不得不在要素市場以及資本市場上帶著鐐銬跳舞。於是，官商勾結、非法佔地、非法集資、貸款和合同詐騙以及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等屢見不鮮。”

“我個人認為，對於這種既違反市場法治又有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罪或經濟犯罪行為，在法律追訴期內嚴加懲罰是無可非議的，這既是塑造市場法治的需要，也是反**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幾乎所有富豪落馬的背後，都有一連串的官員的影子。　我們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不能混同視之。在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大視野下，突破當時政策侷限的原罪其實也是有原功的，而那些不論民企、國企還是外企的集體性原罪，其實是體制原罪的對映，無論是贖買還是大赦都要謹慎行事，否則就會原罪不息本罪也不止。”

大廳裡再次響起了掌聲。

第0588章　原罪

掌聲鼓舞了徐浩東，他稍息一會，接著滔滔不絕。

“各位，由於民營企業所處的特殊歷史地位和特殊歷史背景，在認識和處理民營企業原罪的問題上，曾出現過種種激烈的爭論。論證的焦點主要是關於民企原罪論是否成立，以及原罪問題的解決途徑。前者主要是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這一說法，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的爭論。”

“無法無天的人，牽連了良性違法的人，違法的人，牽連了守法經營的人。那麼，民營企業的誕生，在計劃經濟下是從資本主義尾巴、從社隊企業、從洗腳上田開始的。難道這些都是罪惡的嗎？如果用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答案是肯定的。不容否定，在一個不完善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並存的體制下，部分民營企業學習紅頂商人，與某些官員勾結、偷稅漏稅、製假販假、走私販私、侵吞國有資產等等，獲得了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正如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