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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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成就。可是造化小兒偏偏跟我開玩笑，只賦予我這方面的興趣，而不賦予我那方面的天才。《漢書？董仲舒傳》說：“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極想“退而結網”，可惜找不到結網用的繩子，一生只能做一個羨魚者。我自己對我這種個性也並不滿意。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只有枝幹而沒有綠葉，更談不到有什麼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哥廷根是一個小城，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我又是一介窮書生，沒有錢，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我去了以後，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雞。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有一段時間，全城只有我一箇中國人。這種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看，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讀書有兩個地方，分兩大種類，一個是有關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等的書籍，一個是漢文的書籍。我很少在家裡讀書，因為我沒有錢買專業圖書，家裡這方面的書非常少。在家裡，我只在晚上臨睡前讀一些德文的小說，Thomas　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這樣讀完的。我早晨起床後在家裡吃早點，早點極簡單，只有兩片面包和一點黃油和香腸。到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腸，後來是黃油，最後只剩一片有魚腥味的麵包了。最初還有茶可喝，後來只能喝白開水了。早點後，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呆就是一天，午飯在學生食堂或者飯館裡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麼叫午睡，德國人也沒有午睡的習慣。

我讀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書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裡。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圖書收藏的情況介紹一下。哥廷根大學的各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圖書室。梵文圖書室起源於何時、何人，我當時就沒有細問。可能是源於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學的第一個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長年累月蒐集到的一些極其珍貴的碑銘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裡。他的繼任人Herm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後把大部分藏書都賣給了或者贈給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貴的還不是已經出版的書籍，而是零篇的論文。當時Oldenberg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梵學大師，同全世界各國的同行們互通聲氣，對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廣通聲氣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請講學，二是互贈專著和單篇論文。專著易得，而單篇論文，由於國別太多，雜誌太多，蒐集頗為困難。只有像Oldenberg這樣的大學者才有可能蒐集比較完備。Oldenberg把這些單篇論文都裝訂成冊，看樣子是按收到時間的先後順序裝訂起來的，並沒有分類。皇皇幾十巨冊，整整齊齊地排列書架上。我認為，這些零篇論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鎮所之寶。除了這些寶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書都應有盡有。其中也不乏名貴的版本，比如Max　Müller校訂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訂的《阿闥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視為詞典典範的《聖彼得堡梵文大詞典》原本和縮短本，也都是難得的書籍。至於其他字典和工具書，無不應有盡有。

十年回顧（2）

我每天幾乎是一個人坐擁書城，“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就是這些寶典的夥伴和主人，它們任我支配，其威風雖南面王不易也。整個Gauss…Weber…Haus平常總是非常寂靜，裡面的人不多，而德國人又不習慣於大聲說話，幹什麼事都只靜悄悄的。門外介於研究所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馬路，是通往車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還不見汽車，於是本應該喧鬧的馬路，也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真是一個讀書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禮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都到這裡來。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冊的Mah　ā　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來，走到擺滿了書的書架旁，信手抽出一本書來，或瀏覽，或仔細閱讀。積時既久，我對當時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心中大體上有一個輪廓。世界各國的有關著作，這裡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國還有一種特殊的購書制度，除了大學圖書館有充足的購書經費之外，每一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獨立的購書經費，教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