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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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劇。在自己糊里糊塗中就成了“革命家”，遭到*。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裡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從戰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

上國文課

胡也頻先生教的是國文；但是，正如上面所講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認真講過國文。胡去董來，教學風格大變。董老師認認真真地講解文藝理論，仔仔細細地修改學生的作文。他為人本分，老實，忠厚，純誠，不慕榮利，淡泊寧靜，在課堂上不說一句閒話，從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至於我自己，從寫文言文轉到寫白話文，按理說，這個轉變過程應該帶給我極大的困難。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困難都沒有。原因並不複雜。從我在一師附小讀書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洶湧澎湃，向全國蔓延。“駱駝說話事件”發生以後，我對閱讀“五四”初期文壇上各大家的文章，極感興趣。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裡拿的是笤帚或是掃帚，我總能看懂一些的。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學時看的那些“閒書”，《彭公案》、《濟公傳》之類，文體用的都是接近白話的。所以由文言轉向白話文，我不但一點勉強的意思都沒有，而且還頗有一點水到渠成的感覺。

寫到這裡，我想寫幾句題外的話。現在的兒童比我們那時幸福多了。書店裡不知道有多少專為少年和兒童編著的讀物，什麼小兒書，什麼連環畫，什麼看圖識字，等等，印刷都極精美，插圖都極漂亮，同我們當年讀的用油光紙石印的《彭公案》一類的“閒書”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當年也有帶畫的“閒書”，叫做繡像什麼什麼，也只在頭幾頁上印上一些人物像，至於每一頁上上圖下文的書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覺得，今天的少兒讀物圖畫太多，文字過少，這是過低估量了少兒的吸收能力，不利於他們寫文章，不利於他們增強讀書能力。這些話看上去似屬題外，但仔細一想也實在題內。

回憶濟南高中（4）

我覺得，我由寫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麼不順手，與我看“閒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閒書”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筆。但是，一般說起來，文章都是文從字順，相當流利。而且對文章的結構也十分注意，決不是頭上一榔頭，屁股上一棒槌。此外，我讀中國的古文，覺得幾乎每一篇流傳幾百年甚至一兩千年的文章在結構方面都十分重視。在潛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無論是寫文言文，或是寫白話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結構，要層次分明，要有節奏感。對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特別注意。開頭如能橫空出硬語，自為佳構。但是，貌似平淡也無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讓讀者讀了前幾句必須繼續讀下去。結尾的竅訣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如食橄欖，餘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寫了七十多年散文之後，我的這些意見不但沒有減退，而且更加堅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許多篇文章中主張慘淡經營，反對鬆鬆垮垮，反對生造詞句。我力勸青年學生，特別是青年作家多讀些中國古文和中國過去的小說；如有可能，多讀些外國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我這種對文章結構勻稱的追求，特別是對文章節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還沒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語點破的是董秋芳老師。在一篇比較長的作文中，董老師在作文簿每一頁上端的空白處批上了“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的批語。他敏銳地發現了我作文中的節奏，使我驚喜若狂。自己還沒能意識到的東西，竟蒙老師一語點破，能不狂喜嗎？這一件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我的作文，董老師大概非常欣賞。在一篇作文的後面，他在作文簿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其中有幾句話是：“季羨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聯榜的一樣，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說是全校之冠吧。”這幾句話，同王狀元的對聯和扇面差不多，大大地增強了我的榮譽感。雖然我在高中畢業後在清華學習西洋文學，在德國治印度及中亞古代文字，但文學創作始終未停。我覺得，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身心兩利。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我終生不忘。

學生對外打群架

我在上面談到上新育小學時學生互相欺負打架的情況。這恐怕是男孩子*十來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他們有過多的剩餘精力又不大懂道理，總想找一個機會發洩一下。到了高中階段，已經十七八歲了，有了一點理智，同學互相打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