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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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的根本對立。如果畫龍點睛的話，“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現成的說法。這個鬥爭，大概在釋迦牟尼在世時確實發生過，以後為佛祖本人以及他的徒子徒孫們*了下去。但未能根本消滅，遂形成了佛教（或甚至不能稱為“佛教”）的一股潛流，一千多年以後，此流還在潺潺地流動。如果真正寫佛教史，不能忽視這一股潛流。中間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梁僧祐《釋迦譜？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卷十說：提婆達多（調達）由於害佛，入了地獄，受大苦難，便發悔心，說了聲：“南無佛。”如來佛便說，他將來會成為辟支佛。在宗教鬥爭史上，不乏這種例子。印度教興起以後，也把佛祖釋迦牟尼請入自己的神殿，給他在印度教眾神中安排了一個座位。

最後，我還要著重說一句：以後研究佛教史的學者，必須正視佛教開創時期這一場相當激烈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4�我的結論。

略。

5�《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

cīnī的意思是“中國的”，這一點明確無誤，絕無可以懷疑的餘地。可是偏有一位W�L�Smith先生寫文章否定印度許多語言中稱白糖為cīnī這事同中國有關。他挖空心思，故弄玄虛，大繞彎子，“拙”言惑眾，來證明他的觀點，結果自然是削足適履，捉襟見肘，前後矛盾，閃爍其詞，危言並不能聳聽，白搭一支蠟。

學術探討，空言無濟於事。我們只能讓歷史事實來說話。歷史事實是，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述，元世祖時代，中國福建Unguen（尤溪）地方已經從埃及人那裡學會了煉製白糖的技術。所謂“白”是一個頗為模糊的詞，有種種等級不同的“白”。過去中國一些醫書上已經有“白糖”一詞，決不會是純白，不過較之紅糖，顏色顯得稍稍淡黃而已。元代的白糖也不會是純白。到了明代，根據劉獻廷《廣陽雜記》的記載：“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大概泥土中的鹼性發生了作用，使糖色變白。在中外科技史上，由於偶然性而產生的新發明，並不稀見。總之，中國明代已能制白糖，這是無法否定的事實。後來，我在我的《糖史》中有專章討論此事。這是後話，暫且不表。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回到祖國（48）

中國一旦能生產白糖，立即出口外洋。中國白糖運至日本，中國典籍和日本典籍中都有確切翔實的記載。中國白糖運至印度，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這個事實，Smith先生想否定是辦不到的。傳到了印度以後，印度人民無以名之，就名曰“中國的”（cīnī）。至於確定傳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我仍然用我的老辦法：從語言上下手，也就是從cīnī這個字下手。由於資料不足，我只能利用Smith的現成的資料。他說cīnī這個字在印度孟加拉十六世紀時已經確立。他又推斷，這個字十三世紀時已經出現。那麼，根據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推斷，十三世紀中國從埃及學制的白糖已經從泉州由海路運往印度。明代生產的更白的白糖十六世紀後又透過同一途徑運至印度。這樣一來，傳入的地點問題也就連帶解決了：是東天竺孟加拉。

根據目前的資料，僅能作這樣的結論。

6�《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傳統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現代化代表文化的時代性。歷史上的現代化（雖然當時還不會有這個名詞），指當時的“現代化”，也可以叫時代化。現代化或“時代化”的目標是當時世界上文化發展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現代化總是同文化交流分不開的。一方面大力吸收外來的文化，一方面對傳統文化又進行批判和繼承的工作，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歷史上任何正常發展的國家都努力去解決傳統文化與時代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解決好了，文化就大大地前進一步；解決不好，則兩敗俱傷。只顧前者則僵化保守；只顧後者則邯鄲學步。中國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鑑。漢武帝時期，一方面努力儲存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夠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來的東西。在其後一段時期，情況依然未變。佛教就於此時傳入中國。文化交流使漢代和中國以外的廣大地區蒙受其利。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國力強盛時，對外文化交流就進行得虎虎有生氣。反之，在國力衰微時，則顧忌很多，結果是阻礙了文化發展。

7�《〈什麼是比較文學〉序》

比較文學，同近代中國的一些新學問一樣，也是舶來品，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