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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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暗中進行的政治誘降工作，決定”不進行一切以重慶為對手的和平工作“。

早在1942年春，倭國首相、參謀總長和司令部總長在聯合上奏天皇的報告中就提出：乘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橫掃英、美、澳和攻佔仰光之機，如對中國政府的“致命處施加強大壓力”，則可能使重慶政權“發生動搖”而屈服。倭國大本營陸軍部根據這一構想，制訂了進攻四川的初步作戰腹案，又經與“中國派遣軍”聯絡，預定在南方作戰第一期基本結束後，即“有效地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戰果，伺機對四川平原地區發動進攻戰”。計劃中的作戰目的是“殲滅敵中央軍主力，同時佔領四川省要地，藉以摧毀敵方抗戰根據地，迫使重慶政權屈服或崩潰”，作戰方針是“以主力從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從武漢方面發動進攻”，“作戰指導應與對重慶採取的政治手段和謀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為15個師團和2個混成旅團。規定1942年9月開始著手準備，1943年“春季以後發動作戰”。

就在日軍積極準備期間，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倭國南方軍在中途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連遭慘敗，被迫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倭國不僅不可能從太平洋戰場抽調部隊至中國戰場以湊足兵力實施四川作戰，而且還要從中國戰場抽調部隊增援太平洋戰場，於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戰。1942年12月10日，倭國參謀總長在上奏中說明了停止四川作戰的理由：“原來曾考慮中國派遣軍在全面形勢允許的情況下，為了迫使重慶政權迅速屈服，發動四川進攻作戰是有利的，從而制定了有關的各項計劃，加強了部分設施等，進行了必要的作戰準備。但鑑於目前帝國內外形勢，尤其是蘇德戰局的發展、南太平洋方面戰況，以及國力，特別是船舶等情況，看來在昭和十八年實行此項作戰，無論從戰爭指導，或從作戰的見地來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準備下達指示中止此項作戰的準備工作。”“關於今後的對華作戰指導”，“就全軍情況而言，在一定期間內不僅不能向中國增加兵力和資材，相反，還需要進一步將部分兵團、部隊抽調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範圍內，根據中國派遣軍的現有任務進行作戰，尤其要努力加強佔領區內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戰告一段落之前，極力減少對華消耗戰。”

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的發展，倭國決策集團認為“重慶的抗戰力在逐漸衰減，但其確信英美會獲得最後勝利，將仍然不放棄繼續抗戰的意志”，“同重慶政權全面和平已成為不可能”。特別考慮到“過去，重慶政權是以在內地存在這一事實本身而發揮影響，而如今它將以策應英美反攻、作為反攻戰線一個支撐點而發揮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採取根本性對策，就會使事態嚴重化”。為此，“作戰指導的首腦部門”極感焦慮。因而，倭國大本營在下達了中止四川作戰準備的命令後，12月18日在與政府聯席會議上討論了對華政策問題，21日在御前會議上透過了《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對華處理根本方案》，即所謂“對華新政策”。該方案的方針是：“帝國以國民政府（指汪偽政權）參戰為開啟日華間當前局面的一大轉機，根據日華提攜之根本方針，專心致力於加強國民政府政治力量，併力圖消滅重慶藉以抗戰的口實，與新生中國成為一體，真正為完成戰爭而向前邁進。”實質上是企圖透過大力扶植和加強汪精衛偽政權，並使其參戰以提高其地位，同時也使“倭國在中國駐軍具有了共同對敵的意義”。把政治、經濟事務和“治安地區”的警備任務交由汪偽政權負責，以便抽出更多的日軍專用於作戰，並便於抽調部隊轉用於太平洋戰場。倭國“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火田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記中對此曾寫道：“由於現在重慶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於英美，決心進行徹底的抗日，我們過去所推行的各種政策都已經落空，剩下惟一的辦法，就是強化當今的國民政府（汪偽）了。其成功與否，頗令人懷疑。”31日日記中又寫道：“此次之大轉變……儘管中央方面知道國府（汪偽）無力，但舍此無其他良策可尋。因此就目前而言，還不能在軍、政兩方面都寄希望於國府，只是嘗試性的孤注一擲。”偽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得知倭國御前會議的決定後，向東條英機表示今後的打算：建立國民兵役制度，加強訓練現有的偽軍，以使倭國的後方責任可以減輕，同時加強經濟方面的協力等。

倭國為了能夠儘量從中國戰場抽調出兵力和資源用於太平洋戰場，採取了在表面上抬高汪偽政權的地位，強化以華制華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及汪偽政權採取各種手段大量收降國民政府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