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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岡為求獲得成果,不惜表示改善日俄關係是他個人三十年來的抱負,甚至對斯大林說:“他雖然不信仰政治經濟的共產主義,但就其個人家庭傳統看來,自太古以降,日本人即是精神上的共產主義者”,藉以取悅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但是,斯大林仍不為所動,松岡只得怏怏赴柏林。
希特勒、李賓特羅甫給予松岡鄭重的保證,又提醒松岡在一般情勢下最好是不要與俄國人過於深刻的交往。因此,當松岡於4月9日重臨莫斯科,與斯大林莫洛托夫再度談判時的態度就不同了。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4月13日,蘇聯與日本在莫斯科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
《日蘇中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一)保持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相互尊重領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任何一國和他國發生戰爭時,締約國之一須守中立;
(三)有效期間五年──另附一項宣言:“蘇俄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
當這一條約簽字時,松岡對駐莫斯科德國大使強調說:“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強了”。松岡內心是如此自負,故當其東旋歸國時也不知不覺的表現出驕傲不可一世的態度。
斯大林為消除在德國侵略蘇聯的同時可能遭日本侵略這樣兩面夾擊的雙重威脅,以承認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而建立的偽滿洲國,即以確認中國領土被日本侵佔為代價,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這是典型的以傷害中國利益來保全蘇聯利益的做法,是俄國人一向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具體體現。
正當美國和蘇俄與日本人勾勾搭搭,試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保證日本不侵犯自身在亞洲的利益的時候,劉建業正帶領著自己的部下在以宜昌為中心的戰場上和日本人浴血奮戰。
1941年,也就是民國30年的4月1日,這個在西方被稱作是“愚人節”的日子,對於劉建業的人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劉建業這隻回到過去的蝴蝶,以他的翅膀,終於颳起了足以改變歷史程序的風暴。
這一天的凌晨時分,在湖北北部和安徽地區的中國軍隊第五戰區的部隊以第11集團軍為左翼,第33集團軍為右翼,第21集團軍部隊配合,突然向對面的日軍部隊發起了全面進攻。日軍當面的第13師團,第39師團和獨立混成第18旅團的前沿部隊頓時陷入一片忙亂之中。
次日,在湖南的第九戰區部隊也投入了第27集團軍為主力,加強了第10軍的部隊,越過新牆河向洞庭湖畔的戰略要地岳陽進發。沿途之上,中國軍隊不斷掃蕩日軍的各個據點,主力部隊兵鋒直指日本在湖南的立足點岳陽。戰區直轄的湘鄂贛邊區挺進軍部隊也紛紛出動,在廣大地區向日軍的後方道路和運輸線主動出擊。
在第九戰區部隊的主動進擊下,日軍防守岳陽的第6師團不得不向駐武漢的第11軍司令部請求戰術指導。
在南北兩路紛紛告急的情況下,原本正在忙於安排參加贛北戰事的部隊的撤退事宜的阿南惟畿不得不下令抽調第40師團一部緊急馳援湖南前線,而第11軍在江北的主力部隊第3師團抽調出一個旅團,從信陽南下攻擊第五戰區部隊,以緩解湖北的局面。
這個時候,一上任以來就躊躇滿志,試圖以不斷的主動出擊打亂中國軍隊的部署,從混亂裡尋找戰機,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阿南惟畿中將深深感到自己手裡的兵力實在是太少了。雖然,他的第11軍現在擁有7個師團加上3個獨立混成旅團的兵力,被軍部認為是中國關內戰場上最強有力的戰略叢集。可是,看上去很不少的這些部隊一攤在廣大的中國中部地區,就像一杯水倒在沙漠裡一樣,很快就看不到了。他只能夠用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來四處湊集兵力已修補在中國軍隊的攻勢下顯得到處都是縫隙,隨時可能被全面突破的防線。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劉建業正在自己部隊的前線密切關注著日軍前線部隊的調動情況。
“小鬼子阿南的手裡還有一些牌沒有打,我們給他燒的這把火的火候還不到。我要逼得他把內褲都拿出來當掉。範副官,向辭公發電,請他下令第26集團軍周總司令和第20集團軍霍總司令的部隊按計劃主動出擊。”這一次,劉建業的部隊被最高統帥親點為攻打宜昌的兩支部隊之一。之前的幾天,中國軍隊所鬧出得那麼大的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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