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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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最大的親日派，汪精衛從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氣味。不甘於長期居於蔣介石之下的汪精衛感到對自己來說可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就要來臨了。

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願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透過汪精衛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的梅思平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門戶的意見。

入秋的上海。沒有人留意到位於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無人居住的洋房一時間熱鬧起來。在這幢日後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裡，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密謀策劃著。

11月20日，筋疲力盡的中方代表在《日華協議記錄》上籤下自己的名字。《日華協議記錄》包括三個檔案，後來就簡稱為重光堂密約。這份密約是被梅思平縫在西裝的馬甲背心裡帶回重慶的。協議規定：協議以外的日軍，於兩國和平恢復後，開始撤退，兩年內撤完。日汪雙方共同承認上述解決時局的基本條件後，汪精衛等人應立即同中國的最高統帥斷絕關係，並宣告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實現日華合作和執行反共政策，在雲南等西南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5個到10個師的軍隊。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現在汪精衛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當著梅思平的面對汪精衛說：“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連點頭說是決定了。

為了實現自己登上中國最高政治寶座的夙願，汪精衛最後還是選擇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衛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實力派控制地區，建立與國民政府相對抗的親日政權，促成對日妥協。早年受汪精衛提攜和資助赴美留學的陳公博是汪精衛的忠實親信。在得知汪精衛要出逃的訊息之後，大吃一驚。他雖也傾向於和談，但並不贊成分裂中央。幾番猶豫之後，陳公博還是跟隨汪精衛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統帥突然回到重慶。汪精衛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動推遲。12月9日，最高統帥召集重要人員會議。此時的汪精衛一邊擔心計劃洩露，一邊還抱有一絲幻想，希望最高統帥能忽然轉變，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著反黨叛國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統帥應汪精衛之請，單獨與他會談半小時。這也是兩個人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會面。這對十幾年來不斷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的政壇宿敵，異常平靜的分道揚鑣。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那天晚上，最高統帥在日記中只簡短地寫了一句：“上午，與汪談黨政問題……”

12月18日，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等人藉口講演，從重慶逃往昆明。跟隨汪精衛出逃的有陳璧君，汪的死黨曾仲鳴，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他的女婿何文傑，還有他的秘書陳昌燾。

12月19日，汪精衛、周佛海、陳璧君、陶希聖、曾仲鳴一行飛往越南河內。21日，陳公博從成都經昆明到河內。29日，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最高統帥發出“豔電”，公然說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宣稱願以日本首相近衛提出的“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中國抗戰的目的在於謀求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條件，中國可以保全下來，那麼抗戰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近衛三原則宣告（第三次近衛宣告）”，強調要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要和“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向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這一宣告意味著，日本方面要在中國內部尋找願意與他們合作的高層人物，建立一個傀儡政權作為維護日本在華所謂特殊利益的代理人。而這個代理人，很顯然非汪精衛莫屬。在所有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人物裡，只有汪精衛的級別和政治聲望最符合日本方面的需要。這個宣告是根據重光堂密約而擬訂的。但由於受到陸軍方面的反對，宣告中沒有體現出汪精衛方面提出的兩年內撤軍的要求。

為了給抗戰中的國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顯他的主和立場，第二天，汪精衛向日本提出四點希望。汪精衛還建議日本以摧毀中國戰時首都為目的，對重慶施以致命的轟炸。在他的提議之下，日軍決定實施《陸海軍中央航空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