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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直以復古、保守著稱,言必稱三代,行必依古禮,但這只是表面文章,實質上儒學最善變,是諸子百家中最能緊跟時代變化的,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調整、擴充儒學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只是他們嘴上不肯承認罷了。
漢末是經學衰落的時代,原本就有變更的內在需求。新政推行於中原和江東,不管經濟還是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向來以帝王師自居的儒門不可能無動於衷,最先做出了反應,最積極的就是江東人,尤其是吳郡人。
作為吳郡郡學堂祭酒,陸康當仁不讓。面對孫策的垂詢,他丟擲了醞釀已久的新的義利學說。
義(義)者宜也,從我從羊。
羊者,祥也,引申為善、美,與利有重合之處。從本質上來說,儒家並不反對利,只是反對不義之利,到了孟子時代,矯枉過正,義與利的對立越來越嚴重,這才顯得儒家迂闊,不近人情,進而發展為虛偽。可是作為一門政治哲學,儒學不會也不可能無視利的價值。小到家族,大到國家,要想正常動轉,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過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穩定發展,長治久安,而不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意願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過於強調道德,強調公利、大利,忽視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偽君子。
所以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儒學穩定有功,發展則無能為力,自身也逐漸被皇權馴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障礙。
好在漢代經學衰落還只是第一個週期,雖然遇到了麻煩,精氣神還在,還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氣。
陸康的觀點很複雜,引經據典,說得孫策有點暈,但概括起來其實也簡單:要根據新的經濟形勢調整義的概念和標準,強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圖。比如說,工匠、商人都變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視他們為賤役,就應該以士的標準來要求他們,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尊重他們。
他們要想獲得尊重,首先應該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罷,都是有限制條件的,沒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會造成混亂,公利、私利皆無法得到保證,自然也就談不上長治久安。
陸康最後總結說:無論是君子還是庶民,皆當有所敬,有所畏,否則就和浮屠道一樣,萬物皆空,無君無父,家既不家,國亦不國。
孫策不完全贊同陸康的建議——根本原因是沒有完全聽懂——但是對調整原則表示認可。這正是他期望的變化,儒生不僅要適應時代的變化,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面,引領時代。只有形成這種良性迴圈,他的終極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聽完了陸康的建議,孫策也向陸康敞開了心扉,解釋了為什麼不禁止浮屠道。
他對作為宗教的佛教無感,但是對作為哲學的佛學還是有一定興趣的。佛學重思辨,非常強調邏輯,對中原文化來說,這一點難能可貴。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辯不過和尚,根本原因就在於儒學、道學在邏輯上不如佛學嚴謹,常常說著說著就把自己繞進去了,最後只能強辭奪理。
“學問不能求全責備,希望某個聖賢創立一套無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問,後人只要依從即可,那是弱者、愚者的思維。學問就像孩子,總要不斷的成長才能成為有用之才。指望他生下來就全知全能,未免苛責古人。”
陸康含笑不語。他雖然贊同孫策的觀點,但他畢竟是儒生,不能當著孫策的面否定聖賢,事實歸事實,情感上無法接受。當然,看到孫策推崇浮屠道的邏輯,他心裡也有些不舒服。被嚴浮調虐了那麼久,他現在聽到浮屠道三個字就習慣性的炸毛。
“大王所說的邏輯,和西域人用於算學、形學上的推理、證明是一回事嗎?”
孫策笑著點點頭。“祭酒也研究這些學問?”
“原本看過一些,理解不深。上次陸遜返鄉省親,提及浚儀和定陶兩戰中的數理運用,老臣有些觸動。如今百業俱興,一日千里,離不開數理的幫助。身為郡學祭酒,總不能一竅不通。說到這件事,正好有件事,還要大王出面協調。”
“陸公不妨直言。”
“老臣想在郡學開設與算學相關的課程,教授九章以外的算學知識,也不用太深奧,讓學生有些瞭解便好,將來遇到問題也能事先有所估算,不至於盡說些不切實際的書生話,惹人笑話。”
“這是好事啊。”
“好事是好事,只是算學教師不易得。老臣向趙嬰發出邀請,卻被他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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