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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粹的幾句話正中儒家要害,同時也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看待工商等實業?
儒家源於周公,成於孔子,是以封土建國的生產方式為基礎,貴族根據不同的等級擁有土地,履行義務,要的是各安其份,不要亂來,所以特別重視禮,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禮儀,經濟和政治相適應。所謂禮不下庶人,本意就是指不要求庶人按照貴族的禮儀標準,因為庶人不具備這樣的經濟條件,負擔不起。
禮儀是很燒錢的,窮人玩不起。
但儒學真正誕生的那一刻,其所依託的經濟基礎已經崩潰了。其後幾百年的亂世,儒家一直沒有實踐的機會,不是因為各國的君主愚昧,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理論根本不適合亂世。亂世之中,保命為先,需要大量的錢糧來維持軍隊,哪有閒錢去搞那些複雜的禮儀。
儒學在漢代登上政治舞臺,是因為漢代實現了大一統,國內的戰爭驟減,有了擺排場、講禮儀的本錢。就像漢武帝,短短的幾十間就將七十年的積累消耗一空,弄得經濟近乎崩潰,一方面固然是作戰的消耗大,另一方面和他講排場也分不開,甚至可以說,他為了面子浪費掉的錢比作戰的消耗還要多。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不講經濟的政治都是耍流氓。在這一點上,儒學先天不足。一方面講究禮儀要花錢,一方面又不重視生產力的發展,甚至刻意務虛,鄙視從事實業的人,時間一長,財政困難必然出現,絕無例外。
東漢也是如此,因為崇儒,各種禮儀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講究,最典型的就是厚葬。儒家重孝,厚葬就是孝的體現,權貴如此,普通百姓也不例外,誰也不肯被人說是不孝子孫。漢代的厚葬風氣之濃別說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就連小康之家都吃力。官員荷包吃緊,手中的權力自然而然的成了生財工具,沒有權力的百姓因喪致貧也就成了常事,無奈之下,只能賣地賣房,也從另一個角度加速了經濟的崩潰。
孫策想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提出重視工商。重視工商促進了經濟發展,也給儒學那一套提供了土壤,這幾年講捧場的人越來越多,婚喪葬娶,各種講究層出不窮,奢侈之風漸漲。有著儒學背景的官員不僅不提高警惕,反而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有不少人推波助瀾,制定各種新禮。
這讓孫策很苦惱,他這麼努力,可不是為了修墳造墓,或者為後世的考古提供素材。
經濟發展有其規律性,在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後必然會進入平緩期,但奢侈之風卻並非如此,人的慾望是個無底洞,一旦成形,會加速發展,直到侵蝕政權的根基,吞噬整個社會。二十一世紀還有不斷有人提醒民眾警惕消費主義,儒學卻是鼓勵這種風氣——即使本意並非如此。
從這一點上來說,路粹說原有的儒學是自掘根基一點也沒錯。不解決這一點,孫策的新政終將是曇花一現。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理論上將新政與原有儒學之間的區別說清楚。
眾人面面相覷,不少人把目光轉向了孫策。他們沒想到會討論到這個問題,一點準備也沒有。
孫策心中歡喜,臉上卻不露聲色。他之所以不是直接下詔說明,而是讓他們來討論,就是希望透過討論這種方式取得共識,以後執行起來才順利,就像他讓荀彧自己去想一樣。他提供思想碰撞的機會,引導方向,但他不會輕易給出答案。
簡單地用行政命令來推動改革看起來效率高,效果卻往往不好,很容易流於形式。
“大家一起議議,孤覺得文蔚所言有待商榷。”孫策添了一把火。
見孫策沒有支援路粹,反說路粹有不足之處,陳琳等人立刻有了底氣,開始據理力爭。楊修、劉曄卻看得明白,暗自嘆息。陳琳的詩文雖好,畢竟是書生,沒聽出孫策的言外之意,他要成為路粹加官朝爵的墊腳石了。
楊修的感慨更深。他已經明白了孫策的心意,司馬防是救不了了,務虛而偽,他就是儒學不足之處的典型代表,孫策要改造儒學,針對的就是他這一類人。
激烈的爭論並沒有立刻解決問題,反而引出了更多的問題。孫策隨即提議,讓路粹、陳琳將各自的意見寫成文章,印成報紙,好好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路粹、陳琳戰意正旺,一口答應。
孫策不僅挑動路粹、陳琳打口水仗,鼓勵他們寫文章互相辯駁,更引入更多的人參與討論。
與上次討論王莽之政與吳國新政的異同一樣,路粹再一次充當了火力輸出,只不過上次是對外,這次是對內。他接連寫了幾篇文章,辨析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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