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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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第一步即開墾土地，舍此並無其他。至於灌溉、施肥，以至複種、多種經營，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後的事。歷代都把土地開墾，作為“恢復時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從官方統計數字來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國的耕地面積，已有7億多畝，到民國初年，達到14億畝。其間約7億畝是為清代開闢，佔據一半（資料中的問題存而不論）。換句話說，清朝三百年土地開墾，與以前三千年所墾約略相當，成就極為可觀。

從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證，清代出現了“全域性開墾”，勢頭及於歷史上從未開闢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開發地區有西南、中南及東北等地，相對於明代經濟重心偏於東部運河一線，已形成極大反差。

經過清初“恢復時期”的持續開墾，到雍正年間（1723～1735），中國造報耕地數字達到9億畝。估計民國初年造報的14億畝耕地中，可能有12億畝，是為乾隆年間（1736～1796）已經開墾。

可是當康熙年間（1661～1722），中國還有大片的荒蕪土地有待開墾，聖祖皇帝卻持相反觀點，表示：“內地實無閒處”，“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

聖祖之後，世宗皇帝重新強調土地開墾，史稱：“雍正間督各省開墾，頗用以厲民”（特別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滿。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聲稱：內地開墾一說，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一面減稅免稅，甚至對耕地面積的統計都不復關心。“長時段”歷史不好解釋短時段“事件史”，這是一個例證。三十年內，政策在三個皇帝手裡來回變動，由什麼“客觀原因”可以解讀？

清朝皇帝是不是“錯了”，也有學者於此“斤斤計較”，卻忽略了作為一位“當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沒有所謂“對錯”的。對傳統的“寬政”缺乏瞭解，也不免帶入現代的“先入之見”。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國的耕地數字就固定下來。中國傳統的經濟政策出現了歷代沒有過的大轉向。今人對此可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事實上卻非同小可。

儘管這些都屬於經世派的學問（參見《皇朝經世文編》），可惜的是，清人對自己這些東西，從沒有好好總結過。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後……中間還走了一段大彎路。

為什麼要這樣說？事情還要追述到半個世紀以前。據史料記載，1950年1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曾說，“中國人吃飯難是個普遍的大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展農業，擴大糧食耕作面積”（《汪東興日記》）。同期陳雲也認為：“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這些辦法都要採用”（《陳雲文選》）。在毛澤東編輯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也認為土地開墾還大有潛力可挖。……這種情況，直到很久以後才有所改變：1970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才承認中國沒有什麼土地可以開墾（其間也不是“一無所獲”，但開墾的都是邊際土地，成本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國耕地面積仍停留在以前的數額）。

又過很久以後，最近我才想到：這種思想在本質上是不是改變了呢？怕是未必。農業學大寨，開山造地，各地退經還糧（特別是在廣東、福建），恐怕仍然是“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仍然是一種“開荒”。

如果早讀一點清史，讀一點康熙、乾隆的諭旨（那些個所謂“錯話”），是不是會好一點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難的多種經營

下一步面臨的問題就是，如果說耕地已經開發殆盡，將如何謀求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遠不足以解釋農業總量的提高，又應從哪些方面去尋求這些方法和原因？這是中國曆代沒遇到過的重大挑戰。

如果說“三百年為一個歷史”，我們也可以說，在近幾十年裡，這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初的口號是“以糧為綱”，但與它的後半句“全面發展”，就不免成為“悖論”。所以後來胡耀邦稱之為“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裡面原因很多，我們只能集中探討它的“技術方面”，而且仍是從清史出發。

清代新的探索始於康熙，期望農民不再“狃於種地”，開展畜牧等他種經營（康熙五十五年上諭）；繼之以雍正，於土地增墾、“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展寬農業經營方向（雍正二年上諭），而完成於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