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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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上也偏好文人、學士，而對官員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為（包括意識形態），則不免有所“歧視”，更難及於普通人之生活想法與經營進取（如農民在生產上的“重副輕農”，在交易上的“同步反應”等）。

另一方面，對十八世紀的思想學術界，也過於重視“考據學派”。這就難免“以偏賅全”，因此有學者提出，當時“考據學不是主流思想”。（24）還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清代的“文字獄”使得知識分子、文人不再關心“國家大事”了。但上述那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哪一個不是亟待解決的重要的現實政治問題？顯然，考據學家是不關心也不回答這些問題的。但是朝廷上的大臣呢？那些將學問與經世相結合的“理學家”和“鄉紳”呢？從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幾朝皇帝呢？不正是他們這一大批人在積極帶頭思考這些問題，制訂政策，並付諸實施，創造出歷史的鴻業？不錯，古人重視“內聖”之學，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外王”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對思想史的一大誤判！所以我們必須轉變眼光，關注到這一個層面上來，從國家大政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