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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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寺卿尹嘉銓步其後塵著《本朝名臣言行錄》時，皇帝即刻大發雷霆，掀起大獄。與此同時，皇帝對各起批評理學著作的文字獄案件的處理卻明顯放寬。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後，文字獄進入了高潮，但是對於批評程朱的著作，卻網開一面，很少予以處理，有時還對藉此興獄的官員嚴厲呵斥。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皇帝對於程朱理學的熱情顯著下降。由於失去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援，程朱理學的黃金時期一去不復返，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它的衰落階段。

在程朱理學遭到皇帝冷遇的同時，對於當時以整理和考據古典文獻為業的一些學者，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其中首先引起皇帝關注的，是乾嘉學派的著名先驅、無錫學者顧棟高。顧棟高是康熙年間進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歸，從此絕意仕進，研治經史。他以和理學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將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時事分門別類，排列成表，著為《春秋大事表》一書，不但推動了《春秋》一書研究的深入，而且對於宋儒的《春秋》義例也是一個有力的批判。為了表彰他在經學研究中的突出貢獻，乾隆皇帝特授其為國子監司業，“以為績學之勸”。爾後，錢大昕、江永、戴震、楊昌霖等許多著名學者也先後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員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職。

皇帝所以對這些學者如此重視，既有政治上的考慮，又有學術上的原因。就學術原因而言，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國古典文獻的積累達到了空前眾多的地步。其中訛脫衍誤、亡佚殘損的現象極為嚴重，亟需對其進行一番系統的清理和總結。乾隆時期，國家富庶，社會安定，這一時機逐漸成熟。正是基於上述諸多原因，這些學者才由所謂在野派轉化成為當權派，在學術上由原來各自為戰的散兵遊勇發展成為一個極有影響的學術派別——乾嘉學派。

為了促成這些學者政治地位的轉化和學術研究活動的開展，皇帝運用了科舉考試這個槓桿。在此之前，各種層次的科舉考試理學氣味極濃，對於以整理和考據古典文獻為業的學者來說，登上仕途極為不易。為了扭轉這種情況，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開始在殿試時務策時加上了經、史方面的內容；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部分試題的比重愈來愈大。如乾隆十年殿試題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人，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試試題雲：“《易》傳三義，《書》分六體，《詩》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記》多後儒之所增，《周禮》以《冬官》為散見，其說可臚舉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試試題雲：“《詩》三百十一篇名見《禮》及《左傳》者凡幾？十五國風或謂斟酌序次，或謂以兩相比，語出何氏？”都是就經部文獻所出之題。這些題目，對於研經治史的學者來說並不為難；然而對於不讀經史而又高談理氣、性命的理學家和只會使用“且夫”、“嘗謂”之類的詞眼寫作八股的文人來說，則很難入彀。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歷次殿試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學出題，偶爾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勵士子自由思考，特別是啟發人們從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殿試試題即雲：“自宋諸儒出，於是有道學之稱。然其時尊德性、道問學，己譏其分塗，而標榜名目、隨聲附和者，遂藉以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昭如日星，學者宜何所致力歟？”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朝廷將一大批經史研究有成的學者提拔上來。舉其要者有：莊存與（乾隆十年），盧文弨（乾隆十七年），王鳴盛、錢大昕、紀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畢沅（乾隆二十五年），趙翼（乾隆二十六年），陸費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晉涵、孔廣森、程晉芳、孔繼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孫、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學誠（乾隆四十三年），武億（乾隆四十五年），孫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數十人。據統計：從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會試中，所取進士四千餘人，中舉者不計其數，都一一安排了官職，其中一些人如紀昀、王昶、畢沅、阮元等還仕宦顯達，內列卿貳，外任督撫，成為乾嘉學派的領袖，不但對官吏隊伍進行了一番更新，而且還造就了一代學風。

在科舉考試的帶動下，不少學者競相將自己研習經史所得匯為文集刊刻行世，由書肆大量發行，以供士子準備科舉考試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