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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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鑰。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慣用此術，方觀承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68＇

對一些大員，始終不給他們好臉子看，甚至侮罵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發生了一次次“整飭”官吏的“運動”，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莊有恭案、蔣炳案……等等，自那以後，它斷斷續續，幾乎就沒有停止過。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該案中，皇帝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前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浙江巡撫、山西巡撫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山東巡撫因刑求逼供、誤導上司，被“惱羞成怒”的皇上降職，還有一批低階官員也遭到彈劾。次年，因一相關案件又有一批官員受到處罰，其中計有68個知縣、22個知府、14個道臺、32個按察使、29個布政使、26個巡撫、以及14個總督。這確像是孔飛力所謂的“政治運動”了。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獨斷”，無人“輔佐”，無大臣“襄贊”，這使他成了一個十分孤獨的人物。他身邊也幾乎沒有形成一個“帝黨”，在“迴向三代”這樣的事業上，既很少贊同的聲音，也很少有人反對，一片沉默。

這不是“專制”，也“專制”不起來。何況還有一些基本原則（如道統）要遵奉，有法律條文的限制需要顧及，怎能說“最後為一人決定”（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張），就是“專制”或“專制主義”呢？

今天捧讀清代實錄或其他檔案史料，亦不難發現，皇上諭旨雖非公之於眾，但無論面對誰人，他都是在講理，像是在面對天下蒼生，面對歷史，不但道理要講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蠻不講理”，或“沒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沒有，但都得說出一套，並非“黑箱作業”。皇帝也常常徵求別人意見，或發起廷議、會議予以討論（特別是在那些專業性很強的社會經濟事務，如糧政、礦政和水利上），這也和一般對“專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錯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說是“專制”。＇71＇

如果說他是說一不二，政令通行無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約，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似乎又於史實說不過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張湄奏內有臣工奏疏伏願宸衷乾斷之請，上諭：

自古設官分職，原以佐理政務。兵農錢穀，各有專司。朕以一身而萬幾待理，祖宗數百年之章程，國家千百條之規制，不得不諮詢於大臣……

若必欲盡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斷，不交廷議，無論勢不可行，且於古聖人之詢於四嶽，諮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謬……不又將以朕為專任已見，而不博採眾論耶？＇72＇

當然，這一體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攬事太多，

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即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73＇

縱觀乾隆初政十幾年時間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其過恐怕並不在所謂“專制”之上。中國文字“專制”二字義不在此，昔日也從未有以之論皇帝是非者。特別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職，即是政治領袖，又是行政首腦，就後者而言，一般並無“專制”與不“專制”之說（熟悉現代史事即不難了解這點）。總而言之，清代即使“專制”，其範圍也很有限。這也為古今社會的不同所決定。

如果說儒家的宗旨是“養教兼施”、“先養後教”，那麼也可以說，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點主要是集中在“養”上，乾隆十三年以後重點就轉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這頗有幾分勉強，也有幾分無奈。但是要這個古老的帝國一時間拿出什麼更新的辦法，恐怕也是不切實際。

其後，皇上幾乎閉口不談他的糧政努力，多年以後，反而把“西師”和“南巡”當作了畢生兩大事，這一段“傷心事”就這樣半被掩蓋起來。

從此，再沒了以前的那一股銳氣，沒有了那一種理想主義，沒有了對經濟對策的追求。倒有幾分顯得“乏”了，多了許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實在的東西。所以朝鮮使臣才說清廷“外似昇平，內實蠱壞”，“大臣庸碌，而廷臣輕佻，甚可憂也”。＇74＇乾隆十六年以後的幾次南巡，也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相對而言，朝廷進入了一個“無策”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