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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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Dulles）擬定具體實施計劃。時任情報局駐伯爾尼站長的杜勒斯從1942年起就開始和納粹中希望建立一種分治和平的“現實主義者”不斷接觸，博取佔領者的好感和信任。在法國，從“策反”警察局長勒內·布斯凱（René　Bousquet）開始，招募潛伏人員為自由法國做準備。

1946年7月，前納粹德國國防軍將軍兼西線情報局局長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　1902—1979）被解除監禁，已更名為中央情報組的原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給了蓋倫最後一次選擇合作的機會，蓋倫接受了。這個前戰犯隨後建立起一個“潛伏”網路：蓋倫組織。此後，活躍在網路周圍的三百五十名前納粹德國情報人員成為中情局安插在東歐和蘇聯的耳目，而蓋倫一直到1968年都是中情局駐西德的負責人。在紐約大主教、後來更成為紅衣大主教的佛朗西斯·斯佩爾曼（Francis　Spellman）的斡旋下，那些為了對教皇保羅十二世進行“神聖援助”而被派遣到拉丁美洲的納粹、法西斯，和民族主義分子被捕後都成為中情局的情報人員，站到了共產主義的對面。同樣，上世紀70年代，在中情局羽翼保護下的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20］）不但沒有被玻利維亞遣送回法國，還由於其具有堅強的抵抗“能力”而被列入“禿鷹行動”名單中。這一由拉美所有獨裁者一起發動並得到美國支援的史無前例的恐怖浪潮，最終導致成千上萬無辜者喪生，並對法國、西班牙、甚至華盛頓的反對派、知識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放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暫緩飛行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後，西方陣營遭到猛烈打擊，斯大林主義“持續加壓”，柏林被封鎖，西歐面臨蘇聯入侵的問題成為一個……燙手的事實。

杜魯門對情報機構的秘密行動繼續採取不聞不問的政策。中央情報組正式更名為中央情報局，並吸取二戰的教訓，決定在新的大戰爆發時，依靠已經組織在冊的抵抗力量發揮作用。在美國的友邦裡，抵抗共產主義網路的潛伏人員在富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HAPE［21］）的協同指揮下，經常瞞著各國政府展開秘密行動！

這些網路後來出現在1975年富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國會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中情局前局長威廉·科爾比在回憶錄中描述了其建立原因和形成過程。德國報章將德國的網路明確化為一個極右組織：德國青年團。它成立於1950年，三年後遭禁。其主要任務為，在蘇聯入侵時，負責消滅左翼領導人，併為此招募過超過一萬八千名成員。

干擾本國政治生活，並令司法付出代價。在所有的潛伏網路中，要數義大利的“短劍”網路（GLADIO［22］）幹得最出色。

“短劍”網路

自1943年起，美國人在義大利就好像在自己國家一樣。1944年，美國戰略情報局成員，後來成為中情局反間諜頭目的詹姆斯·約瑟斯·安格萊頓（James　Jesus　Angleton）親自來到義大利，確保情報人員都站在美國的一邊。1948年，義大利基督教民主派在國會選舉中的獲勝，被視為中情局和梵蒂岡虔誠地“手拉手”走到一起的戰果。整個上世紀70年代，義大利都處在一個火藥味道十足的時期，革命運動上演荷槍實彈的武裝鬥爭，反對義大利情報機構為了阻止共產主義進入而實施的“高壓政策”。

1978年，基督教民主黨進步主義者領袖阿爾多·莫羅（Aldo　Moro）被紅色旅綁架並殺害，事件震撼了義大利政治階層，使得義大利民主政體搖搖欲墜。“短劍”網路也直接策劃襲擊行動，比如1980年發生在波蘭火車站、造成幾十人喪生的事件。

威尼斯法官菲里斯·卡松（Felice　Casson）和卡爾羅·馬斯泰羅尼（Carlo　Mastelloni）負責對1973年發生在瑪拉斐爾特的秘密軍機墜毀事件和發生在加埃塔諾的汽車謀殺事件提出起訴。在收集證詞和查閱檔案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在官方機構的背後，一個神秘的力量正控制著這個國家。部長會議主席朱利奧·安德列奧蒂（Giulio　Andreotti）1990年10月27日提到“短劍”網路時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蘇聯擴張主義的恐懼，對與共產黨情報機構（Kominform）相比，北約力量相對薄弱的擔憂，都促使西歐國家開始思考一種非常規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