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三章 道德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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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華夏曆史，士族一直都存在，只是存在的顯性還是隱性的問題，如果尾大不掉，那對當局的朝堂危害是極其甚遠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沒有力挽狂瀾的手段，那改朝換代不遠矣。

“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

“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這種人物品題屬於民間範圍。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

“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藉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

“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官。”

“歷史考究，隋唐時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透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

“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推行使一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其禁止無限佔田和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併和保護自耕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

“二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三是農民戰爭進一步摧垮了腐朽計程車族制度。從此，存續了六七百年計程車族制度最終在歷史舞臺上消失。”

“可士族真正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了嗎？一個利益團體，怎麼可能如此消失？任何人或者團體，在面臨不可逆的情況下，選擇變通，適應環境時唯一的出路。”

“時間一長，各種利益牽扯，人心不足的現象會入漁網般交織。作為華夏帝國的管理者需要保持清醒頭腦，有些手段會讓你們左右為難。”

“最讓人無從下手，無可奈何的就是道德綁架，那麼從一開始就需要避免這一切。”

“所謂的“道德綁架”，可能是在用聖人或超人的標準要求普通人(補充內容：其實不是聖人的標準，聖人也不一定掏錢救助所有有困難的人，應該說用是超乎人類和說話人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如果做不到，就算是他眼中不道德的行為)，用美德來要求道德義務。”

“主要是源於群體思想覺悟低，資源分配不均勻所產生的不平衡心理。比如，要求一個軍人捨身救人，否則就要譴責，這就是道德綁架；要求一個富人掏錢支援希望工程，這儘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個人不掏就要譴責，這也是道德綁架，因為這並非他的道德義務；”

“要求一個人代表團體去隨機抽獎，如果抽不到就是損害了團體利益就要受譴責，這同樣是道德綁架。“道德綁架”之所以發生，除去人的精神結構不談，根源就是道德判斷的邏輯混亂。”

“一、保守主義，如果一個人連道德底線都沒達到，連道德義務都沒盡到，用道德底線的標準、盡道德義務的要求對他進行道德判斷就不僅不是道德綁架，相反是在扞衛作為一種“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麼都稱之為“道德綁架”的人，等於連這樣的道德底線和道德義務都要取消。”

“二、自由主義，“道德”一詞的存在，目的在於個人的修身養性與精神發展，並進而形成群體性的“寬容”、“理解”、以及“尊重”。”

“其存在不同於並高於法律，沒有任何強制性和規範性，是一種對模糊的“善”與“美”的渴望與追求，紮根於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論社會對“道德底線”和“道德臨界點”的所在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定性。”

“道德底線，一詞本身概念極其模糊，哪怕一個人跨越了“道德底線”，但凡他的行為還在法律範疇允許之內，其行為就可以被接納和理解。僅有對逾越法律底線的行為，社會才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其行為為“錯誤”。”

“但在一般情況下用“個人道德標準”或是毫無明確定性的所謂的“社會道德標準（公共善）”，即“道德底線論”對沒有違背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對“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