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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而這個時候在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幹部的力挺之下,鄧小平終於恢復了的領導職務,走上了前臺。他在一些會議上發言,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強調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
在毛澤東逝世一週年之際,聶榮臻、徐向前、陳雲、張鼎丞等老一輩革命家紛紛撰文紀念。他們在文章中響應鄧小平的主張,強調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聶榮臻指出:我們的一切正確思想,歸根結底,只能從實踐中來,從實際經驗中來,並且必須回到實踐中去,透過實踐的檢驗。陳雲也在文中寫道:實事求是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
這樣,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場軒然大波由此而起。
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在中央領導人中第一個表明了自己對待這場爭論的態度。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著重闡述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的問題。他批評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強調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號召人們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爾後,鄧小平多次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鄧小平同中宣部部長談話,嚴肅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後來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負責人時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駁不倒的。在這以後鄧小平借視察的機會,在全國到處宣傳真理標準,批判“兩個凡是”:“怎麼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贊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檔案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經過這差不多一年的思想領域的鬥爭,“兩個凡是”的口號在全國終於是被駁倒了,“真理標準”被提到非常重要的黨的工作指導的高度上。
在這一切的輿論時機成熟之後,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開了。在這次會議上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衝破了黨的指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堅決批判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會對作為理論體系的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晚年的錯誤作了科學的區分,強調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經歷過無數次悲慘的失敗,是毛澤東思想才使中國人民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這一系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全會還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程序。全會最後進行了選舉,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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